[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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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以後，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易學研究開始走出禁區，並迅速得以開展，形成了建國以來的第二次熱潮，直至今日，餘熱未息。而由於這次易學熱與文化熱交織在一起，使其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格局。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把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分為：《周易》經傳的註譯、易學史研究、易學考古、易學哲學、科學易等五個方面，分別加以討論。
（1） 《周易》經傳的註譯;
《周易》作為一部特殊的先秦典籍，有許多問題需要作出考證和註釋。但建國後至七十年代末期之前，人們幾乎見不到這方面的新著。進入八十年代，此種情況大為改觀。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和《周易大傳今注》多次再版，金景芳的《周易講座》、《周易全解》相繼發行。之後，有關《周易》的譯註、淺釋、白話一類的作品也紛紛面世。
高亨的《周易大傳今注》由「通說」、「註釋」、和「附錄」三部分組成，通說部分主要考證《周易大傳》諸篇的編篡、作者與時代，以及其中的象數問題。註釋部分則仍然據其註釋《易經》時「以經觀經，以傳觀傳」的原則對《傳》文逐一進行註釋。附錄部分一為《先秦諸子之周易說》，一為《本書引用周易註釋書目》。該書初版於一九七五年，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影響最大的一部註釋類易學著作。
金景芳的《周易講座》系由其弟子呂紹綱據講課記錄整理而成。作者堅持《易通》中的觀點，認為《周易》雖為卜筮之書，但深藏哲學智慧。《易傳》系孔子解《經》之作，與《經》密不可分。《周易全解》由金景芳和呂紹綱合作完成，重點說解《周易》經傳全文，但也對八卦的起源、卦爻辭的產生年代、作者、以及孔子與《易傳》的關係等問題作了系統的考證。其說解則主要繼承了義理派的觀點，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可以說是一部反映了作者獨特易學思想體系的著作。該書作者之一的呂紹綱尚著有《周易闡微》一書，亦頗具特色。
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周易譯註》一書，被論者稱作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全面翻譯《周易》經傳本文，並對其要理進行系統闡釋的高水平專著」。該書的作者之一黃壽祺曾師事尚秉和、吳承仕等國學大家，對象數易學很有研究，撰有《漢易舉要》等著作多種。「而《周易譯註》一書雖然也論及象數，但實以義理為主，這恐怕與另一位作者張善文有關」。張是黃的弟子，除該書外，還著有《象數與易理》、《周易與文學》等易學專著。
在易學正熱的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本很具功力的易學著作，卻鮮為人知，那就是已故著名學者楊柳橋先生的《周易繹傳》。此書寫成於一九五九年，一九七八年第五次修訂。一九九三年，在楊氏彌留之際，其子女捐資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此書仿孔穎達《周易正義》之例，卷首冠敘論，通論先秦易學。繹傳部分，一復《周易》「二經」、「十傳」之舊觀。所引古人註解，以作者年代為序次於經文、傳文之後。其對古人註解所作的申述或對經傳文字所作的新解，則冠以「繹者案」三字以別之。另外，對於卦爻辭韻文之韻腳，則以符號標明。楊氏此注，義理象數兼取，尤以論易之四義（簡易、反易、交易、變易）及易數部分最為精彩。
出版於八十年代中期的《周易大傳新注》也很值得一提，作者徐志銳有別於高亨離經解傳，離傳解經的做法，在強調經、傳有別的同時，又注意發現二者之間的思想淵源關係，並力圖兼顧義理和象數。相對於受疑古思想影響極深的高亨的《今注》，徐氏的《新注》確有新意。這種「新」，在易學研究領域發出了「走出疑古」的信號。此後的經傳註釋作品，雖然因作者的觀點不同而存在種種認識上的差異，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回歸傳統經學的傾向。這一現象，頗值得回味。
其他如宋祚胤的《周易譯註及考辨》、周振甫的《周易譯註》、唐明邦的《周易評註》等也都是這一時期很有特色的作品，限於篇幅，恕不一一論述。,
（2） 易學史研究
易學作為傳統經學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歷史上許多的易學家，都曾在自己的易學著作中對其以前的易學發展作出評價。但真正把易學史作為對象加以研究，卻始於本世紀，就大陸而言，則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情。在這方面作出開拓性工作的首推朱伯崑先生。
朱先生作為一名資深的中國哲學史專家，在多年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深感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儒家系統的哲學，與儒家經學發展的歷史密切相關。但近代以來，由於哲學與經學分離，人們往往忽視二者原有的特殊關係，乃至於對於傳統經學中與哲學密切相關的易學問題也很少作出探討。使得對傳統哲學的研究，常常見枝葉不見根本。有見於此，朱先生於八十年代初開始撰寫《易學哲學史》一書，希望以此來彌補一般哲學史著述的不足。在該書中，朱先生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廣泛吸收了近人的研究成果，對易學哲學史上每一時期，每一思想家均從社會背景、時代精神、思想淵源及學派互動等幾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在清楚把握易學自身特點（朱先生稱之謂「兩套語言」）的基礎上，以嚴謹的方法，豐富的資料，發掘出易學哲學發展的內在規律。讀來使人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即打不通易學，就打不通中國哲學，至少打不通兩宋道學。方克立先生指出：「朱先生是學者，不是靠《周易》來混飯吃的時髦易學家，所以他的這部著作在當今中國數百種易學書籍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在推動對《周易》哲學的科學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方先生的這一評價是十分中肯的。
與朱先生系統梳理易學哲學史，發掘易學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同，余敦康先生的易學史研究，則企圖從文化精神發生學的角度，發掘和詮釋易學中所包含的中國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價值理想。他把先秦由《易經》到《易傳》的發展，看作是中國文化精神的生成期，而合儒道、融百家的「易道」，則是這一時期的最高成果。余先生認為，此「易道」由天人統貫的整體思維模式；以「太合」為終極目標的天人、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和諧；以及表現天道人事變化的筮法操作系統等三個層面構成，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秦漢以後的易學便是沿著「通經致用」「明體達用」和「內聖外王」的理路，對這一精神的開展和完善。余先生還十分重視「易道」的現代詮釋，並對易學中的管理思想表現出濃厚興趣。余先生的易學思想主要表現在所著《易學今昔》、《內聖外王的貫通》等著作中。
廖名春等四位年青學者撰寫的《周易研究史》，也是一部較優秀的通史類著作，此書寫到一九八九年，是目前國內唯一一部貫通古今的易學史著作。
這一時期，有關易學專題史、人物思想、及易學名著的研究，也都有佳作出版。劉大均在象數易學的研究方面成績頗為突出，八六年出版的《周易概論》一書，通俗嚴謹，影響很大。其中的《歷代＜易＞學研究概論》，專門討論象數易學史。近年來他又主編《象數易學研究》，並有《納甲筮法》等新作問世。其「周易研究中心」的林忠軍、劉玉建、王新春等也都有易學象數學方面的論著出版。
鄭萬耕的《太玄校釋》，是近年來頗有影響的一部精品。鄭先生在昔人註解的基礎上，「對於揚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釋，對於《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學知識作了說明，力求使《太玄》成為一部可懂的書……對於中國哲學史研究有重要意義」。此外鄭先生尚著有《易學名著博覽》、《易學源流》等書。
這一時期宋明易學的研究也很引人矚目。徐志銳的《宋明易學概論》被金景芳先生視為「是一部博觀約取，辨析精當的巨著」。李申的《話說太極圖》對宋代圖書學的淵源流傳作出了細緻的考證。蕭漢明的《船山易學研究》則對博大精深的王船山易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
總之，近年來的易學史研究，成績頗為可觀。但相對於二千年豐富的易學發展史，這種研究還相當薄弱，尚須作出更大的努力。

[老平]

二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後，易學研究基本上是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開展的。根據目前學術界的通常做法，我們將這一階段的易學研究，分為兩小階段：建國後至七七年為第一階段，七八年至今為第二階段。
建國之初，許多新老知識分子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一邊批判舊的封建正統派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對於《周易》，尚無暇予以關注。直到六十年代初，《周易》研究才再次引起人們的重視，並形成了解放以來的第一次研究熱潮。有學者將此次易學熱分為二期：「第一期從一九六０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二年底止，主要討論《周易》的形成年代，《周易》一書的性質，《周易》一書的哲學思想……一九六三年討論進入了第二期，主要討論研究《周易》的方法問題，批判將《周易》現代化的傾向。」這一概括基本可信。
關於《易經》的成書年代，約有四種觀點，即殷末說，殷末周初說，西周中後期說和戰國說。持殷末說者為高文策，其根據是「乾象天，記殷末安陽地區的天象。坤象地，記殷人主要農作物的成長。乾坤爻辭，乃是殷末月令」。此說響應者寥寥，且受到莊天山、陳世輝等人的質疑。持殷末周初說者有馮友蘭、任繼愈、李景春、沈瓞民等，其根據不出三十年代余永梁、顧頡剛等人的論述範圍，是對余、梁觀點的進一步完善。持西周中後期說者為李鏡池，這也是他三十年代所持的觀點。持戰國說者為平心，主要是對郭沫若三十年代觀點的闡發和補充。關於《易經》的作者，多數學者認為此書非成於一時，非出於一人之手。但任繼愈認為六十四卦的卦辭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辭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李景春則堅持說此書系文王所作，周公所補充。關於《易傳》成書年代的討論，首先涉及到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問題。高亨、馮友蘭、朱謙之、李景春、任繼愈、繁星等人均不否認孔子研究過《周易》，但又都同時認為孔子不是《易傳》的直接作者，此書亦不出於一人之手，各篇的完成時期也不一樣。高亨認為《易傳》約成書於春秋末至戰國時期。沈瓞民則認為其少數篇節成書於周代，大半完成於戰國，還有一部分寫成於秦漢。關於《周易》的性質，論者都不否認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認其中含有哲學思想。但二者的比重誰大誰小，論者的觀點則不一致。如馮友蘭等人認為，《易經》本為卜筮之書，其中包含有一定的哲學思想；李景春、繁星等人則認為，《易經》不僅是卜筮之書，更是哲學書，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學書，是一部講世界變化規律的書。另外，平心把《易經》看作是一部以諧讔文體寫成的特殊史書。劉先枚則強調《易經》是商周政治鬥爭的產物。關於《周易》的哲學，學者普遍認為《易經》中包含有自發的辯證法思想，但《易經》哲學的性質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原始樸素唯物主義的，論者的分歧比較大。馮友蘭、沈瓞民、高亨、任繼愈等人認為《易經》的哲學思想基本屬於原始的樸素的唯物主義；而王明、劉澤華則認為它是宗教迷信的唯心主義。至於《易傳》，學者的爭論也主要集中在其思想體系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方面。
由於《周易》經傳關係的複雜性，在這次討論中，有些學者常常經傳不分，經傳互證。也有個別學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報》發表方蠡的《研究＜周易＞不能援傳於經》的文章，對此種現象提出批評。同年的《哲學研究》第二期發表東方明與李景春的爭論文章：《本質的分歧在哪裡》，文中建議「以《周易》的研究為例討論一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於是圍繞《周易》的研究展開了一場哲學史方法論的討論。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正確理解《周易》哲學，如何堅持哲學史研究中的嚴格的歷史性等問題上。針對李景春在《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一書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掛在兩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說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學者提出了較為嚴厲的批評。最後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評之作《怎樣解決本質的分歧》一文結束了這場討論。
這場爭論，以討論《周易》經傳的成書、性質、作者、哲學思想始，以討論哲學史方法論終。就前者言，可以說是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觀派討論問題的繼續和深入。就後者言，它又是建國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嘗試。如果說，三十年代的那場易學討論重在「破舊立新」的話，那麼，這一次的的最大特點是討論的各方都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了「破舊立新」的指導思想。這場爭論結束後，到一九七七年之前，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周易》研究幾乎成為無人問津的禁區。

[老平]

三）唯物史觀派的易學研究
唯物史觀派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產生的一種新學派，他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古史辨派僅僅把經書還原為古史資料不同，唯物史觀派則注重於揭示史料背後所隱藏著的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史料本身所包含著的哲學思想。可以說，唯物史觀派的易學研究，是使傳統的經學研究一變而為文化的和哲學的研究。郭沫若是這一方面的著名代表。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在《東方雜誌》發表《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一文。企圖要打開《周易》這座神秘的殿堂，看見那「泰古時代的木乃伊的屍骸」。該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討論《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郭氏認為，《周易》卦爻辭「除強半是極抽象、極簡單的觀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現實社會的生活……如果把這些表示現實社會生活的文句分門別類地劃分出它們的主從來，我們可以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狀況和一切精神生產的模型」。因此，他利用卦爻辭中的材料分析了《周易》時代的「生活的基礎」、「社會的結構」、「精神的生產」；下篇討論《易傳中辯證的觀念之展開》，作者結合《周易》經傳，論述了《周易》「辯證的宇宙觀」、「辯證觀的轉化」、「折衷主義的倫理」、「《大學》《中庸》與《易傳》的參證」等問題。這些問題多為以前的學者所不曾涉及，郭沫若的工作是具有開拓性的，所以影響很大，引起了眾多學者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如王伯平的《易經時代中國社會的結構——郭沫若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批判》，李星可的《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評郭沫若所論並抒己見》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郭文進行了討論。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又撰《周易之製作時代》，考證《周易》經傳的製作時代、作者等問題。觀點與前者有所變化，也引起了不少爭議。郭氏的解釋是：「《周易》所用的資料有的雖遠在殷商的時代，而整個的思想過程是戰國年間的產物」，前一篇「思想分析上無甚錯誤，只是時代的看法須改正」。
郭沫若和顧頡剛都不是易學研究的專家，但他們的易學研究成果卻都具有開拓性和劃時代的作用，無論是對於本世紀的學術發展史，還是對於本世紀的思想發展史都很有影響。
（四）新探索派的易學研究
傳統經學派的易學研究模式已被打碎，而古史辨派又「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唯物史觀派的郭沫若也在開了風氣之後便把興趣轉移到了其它方面，因而如何建立易學研究的新體系，便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三、四十年代，一批易學研究的專家，開始從不同的側面探索易學研究的新途徑。他們既認同於古史辨派對傳統經學的批判，又不完全否定傳統經學派詁經的方法，同時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唯物史觀派把思想學術問題與社會時代背景聯繫起來進行考察的作法。可以說，他們的探索是一種有批判有繼承，在批判繼承基礎上的綜合創新。)
新探索派中又可分為「考注派」和「會通派」：
１、考注派:
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於省吾、聞一多、高亨等人。
以高亨為例，他於四十年代著《周易古經通說》、《周易古經今注》兩書，前者通論《周易》的作者、成書、卦名、筮辭、筮法等，後者用傳統的注經之法對《周易》的卦爻辭章解句釋。他用文字訓詁的方法註釋卦爻辭，可以說與傳統的經學家的研究方法是有相通之處的；他否定「人更三聖，事歷三古」的傳統易說，否定傳統所謂的卦爻辭與卦爻畫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繫，並離《易傳》而釋《易經》，可以說又是與古史辨派的觀點相一致。時人評價說：「高君此書專究研爻辭，不問十翼，更不問由漢至清的各家易解。大體說來，這本書創見很多，在經學方法上說，也是一個創例」。
２、會通派
此派又可一分為二：一是義理的會通，一是象數的會通。
義理的會通，其代表人物有蘇淵雷、金景芳、熊十力等。他們的特點是一方面繼承傳統易學中的義理之學，一方面又融合西方的哲學思想。如蘇淵雷著《易學會通》，自謂：「義求貫通，不囿畛域；意在博約，何滯古今？」此書除概論易學外，又融合西方哲學，創天人演化論等等新說。如金景芳著《易通》，除探討易學中的基本問題之外，還欲打通《周易》與老子的關係，《周易》與唯物辯證法的關係等等。
象數的會通，其代表人物有沈仲濤、薛學潛、丁超五等。他們的特點是一方面繼承傳統《易》學中的象數之學，一方面又用現代的自然科學成果解釋或比附易學中的象數之學。如薛學潛的《易與物質波量子力學》一書中，既有「易方陣之解析」，又有「河圖之統計力學」，還有「易方陣引出向量理論方程式」等等。
縱觀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可以看出，四派之間既交互進行，又相繼發展。而新舊、中西之間的互動和會通則構成了本世紀上半葉《易》學研究的基本特徵。

[老平]

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為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劃上了句號。但封建時代的學術思想及傳承這種學術思想的方法及手段──經學，卻沒有因此而馬上退出歷史舞台。直到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領域中的古史辨派的學者，以史學的觀點重新看待六經，才真正動搖了傳統經學的根基，使《詩》《書》《禮》《易》等等所謂的經典，從傳統的經學壁壘中解放出來而面貌一新。因此，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呈現出一種新舊並存、新舊對壘、除舊布新的複雜局面。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根據研究者對《周易》的認識，以及其研究《周易》的方法，把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大體分為經學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觀派和新探索派。
　　
（一）經學派易學研究
所謂經學派，是指把《周易》視為經書、並用傳統的經學方法對其進行研究的一部分人。這部分人成分比較複雜，既有遜清遺老，又有辛亥鬥士；且有的宗漢易，有的治宋易，有的漢宋兼治，但方法都是傳統經學式的。
有清一朝，自顧炎武等人打出「理學即經學」的旗號，開復興古文經學之風，經惠棟、戴震、王念孫、王引之、俞越，至章太炎，一脈相承，被梁啟超稱作清代學術的「正統派」。章太炎好費氏易，民國二十年間，「章氏國學講習會」相繼印行了一批有關費氏易的著作，如王樹楠的《費氏古易訂文》、馬其昶的《重定周易費氏學》等，這些著作多撰自清末，有的光緒年間便有刻本，可以看作是「正統派」易學在本世紀初的餘緒。但由於這一派人物恪守家法，偏重文字訓詁，所以易學方面的創獲並不算大，對民國時期的易學研究也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作為「正統派」的殿軍，章太炎的易學研究雖然在其整個經學研究中不佔重要地位，但由於其「於易每發一義，幾乎皆有創見」，所以又多少透露出了一些新面貌。如他以佛教唯識學解易和以《序卦傳》演社會進化史等，均可謂於傳統易學有所發明。
這一時期，經學派中影響較大的易學家當推杭辛齋、尚秉和等人。
杭辛齋早年肄業於同文館，通曉當時的自然科學。著有《杭氏易學七種》。其易說兼容漢宋，附會新知。於易象、易數、易理均有發明。如他對觀象之方法的研究，對奇數始於一、偶數始於四、陽順陰逆、數之體用的研究，都有獨到之處。另外他還以《周易》附會近代自然科學，演宇宙進化、民主共和。雖不免博雜不純之譏，卻能啟發後人。本世紀發達起來的「科學易」實濫觴於杭氏。
尚秉和中年治易，著述頗豐，計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周易尚氏學》等著作十餘種。尚氏認為，西漢以後的人詁易，所說多誤，原因有二：一是易理失傳；一是象學失傳。他由《焦氏易林》入手，「發現了久已失傳而與《周易》有關的內外卦象、互象、對象、反正象、半象、大象等凡百二十餘象的應用規律」，並將其與《周易》、《左傳》、《國語》、《逸周書?時訓》等互相參證，以求恢復西漢以前的《易》說。他又受其師吳汝倫「凡陽之行，遇陰則通，遇陽則阻」思想的影響，把同性相敵，異性相通視為「全易之精髓」。總起來說，他主易象而反對東漢以後的卦變、爻變及爻辰之說；主易理而反對王弼以至宋儒的所謂義理之學。頗有清代「正統派」之風，但他對宋易中的圖書之學又很認可，故較「正統派」的視野為寬。如果與杭辛齋相比，尚氏則嚴謹有餘而氣勢不足。
民國年間的黃元炳、沈瓞民，也是用經學的方法治易而建樹頗豐的學者。
黃元炳治易，兼採漢宋，專攻象數。自謂「余玩易垂四十年，凡關於易象易數者，皆能約略解之」其所著《易學探源》，包括《易學入門》、《河圖像說》、《周易經傳解》、《卦氣集解》等，其中的《河圖像說》專門研究宋儒之象數，《卦氣集解》專門研究漢儒之象數。他去漢、宋門戶之見，冶象數理於一爐，自謂「撥雲霧而見青天」。被沈瓞民譽為「集卦氣之大成」。’;
沈瓞民著《周易孟氏學》、《周易孟氏學補遺》、《孟氏易傳授考》、《漢魏費氏易考》、《周易馬氏傳輯證》，「言必有宗，理無旁舉」。沈氏又著有《先後天釋疑》、《九宮撰略》、《卦變釋例》等，專談象數。六十年代，沈氏還曾撰文參與易學討論，可謂一生致力於易學的研究。
除此之外，他如陳啟彤、張其淦、李郁、徐昂、胡朴安等也分別用經學的方法在自己的易學研究中提出了頗為新穎的見解。
（二）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紛紛傳入中國，不少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而開始從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古史辨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它主要活躍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學領域，影響卻超出了歷史學本身。其在易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錢玄同、余永梁、顧頡剛、李鏡池等。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念是「疑古」。而這種「疑古」精神的獲得，卻是受了清末經今文家的影響。古史辨派研究《周易》的目的是要「打破漢人的經說」，「破壞其伏羲神農的神聖的地位而建設其卜筮的地位」，「辯明《易十翼》的不合於《易》上下經」。因此，他們的易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周易》經、傳的成書年代及作者的考證方面。顧頡剛的主要易學研究成果是兩篇重要的論文：《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和《論〈易繫辭傳〉中觀象製器的故事》，他從爬梳《周易》卦爻辭中包含的古代故事入手，考證了卦爻辭的著作年代和作者，指出卦爻辭的「著作時代當在西周的初葉，著作人無考，當出於那時掌卜筮的官」；又從分析《繫辭》中所謂古聖人「觀象製器」的傳說入手，考證了《易傳》的作者和著作年代，並進而分析了《易經》與《易傳》的關係，指出二者是「時代意識不同，古史觀念不同的兩部書」，應該分開討論。同時他還討論了與此有關的中國上古史上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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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鏡池是古史辨派中唯一一位一生致力於《周易》研究的學者，與顧氏以《周易》試驗其「層累的造成說」不同，他更側重於《周易》本身的具體問題的研究。如殷商卜辭與《易經》筮辭的比較、《周易》筮辭的編纂、《周易》筮辭的分類、卦名、《易傳》各篇的著作年代、思想等。
古史辨派的易學研究，打破了傳統經學的種種樊籬，使傳統的經學研究一變而為史學的研究。受其影響，連後來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馮友蘭、錢穆也紛紛撰文，剝奪傳統經學賦予孔子的《易傳》著作權。這些觀點雖不免「疑古過勇」之嫌，卻開拓了易學研究的新領域，對本世紀的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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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平]

自漢代尊《周易》為經書後，中國歷代經學家都十分重視對它的研究。進入本世紀以來，隨著社會政體的遞嬗，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革,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不少人開始用新的方法，從新的角度研究《周易》。這種研究，既有對已往研究的繼承，又有對已往研究的批判，還有在批判繼承基礎上的綜合創新。這構成了中國本世紀易學研究的基本發展線索。但由於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十分劇烈,使易學的發展表現出複雜性特徵，也為我們今天總結這一段學術思想史增加了難度。為了堅持易學史研究中的嚴格的歷史性，本文擬將本世紀中國易學的發展以一九四九年為限，分為兩大階段。四九年以前為第一大階段，四九年以後為第二大階段。在第二大階段中，又分為大陸和台灣兩個部分。茲分別論述如下： 　　　　　　　　qnd

[老平]

:em22:
多謝各位的意見。愚雖然名義上說是學易多年，沒有師承、也沒有門派。只是一種愛好。加上資質愚鈍，至今只可以說仍然是易學的幼兒園學生。愚在網上瀏覽，也只是抱著向各位易友學習的心態。愚的所謂易學論文也可以說是一時心血來潮，胡言亂語。真的貽笑方家，敬請各位易學高手多加指正及不吝賜教。多謝各位！

[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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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山壇主的意見全中，有時候真的會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好運時真的樣樣都順，倒霉時就會庸師入屋，樣樣都錯。這一點愚也曾深刻體會過！

[老平]

:em22: :em21:
好，天邊客先生首先回應了，請各位易友積極參與！

[老平]

:em18:
這一命題其實並不新鮮，因為有關這一方面的意見，很多易友都談過。只要你占卜，你就迴避不了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從來也未有過一種意見占主導地位，為了提高易友們對占卜的興趣及斷卦水平，愚提出這個問題希望易友們多發表意見。本站早有約法三章，只希望各位參與良性互動式的討論，藉此希望易友們能夠相得益彰。多謝各位參與！

[老平]

:em22:
多謝戈先生的意見。有關卦辭及爻辭對斷卦的重要性這一問題真的可以設立一個專題來討論，請對占卜有研究及有興趣的易友多發展意見。

[老平]

:em22:
戈先生之意見愚有同感。不但卦名如此，其實六十四卦及其爻辭都一樣，它只不過是先賢經驗的累積總結再加上其主觀的意見。因此，卦爻辭也只可作為參考，斷卦還是要靠自己因地製宜去取象。不過，有時直讀卦象也是十分可取的。

[老平]

:em18:
多謝先生之意見，可能是愚孤陋寡聞，一直都認為《冰鑑》的作者是曾國藩。而今先生指出不是曾國藩所作，而且還有曾之後人出來澄清，那麼《冰鑑》的原作者是誰呢？曾氏後人的澄清言論在那裏裡刊登過呢？愚想弄清楚的目的是今後再次提到這本書時，就可以說不是曾氏之作了。

[老平]

:em22:
《冰鑑》為清代名人曾文正公（國藩）所撰。曾國藩不愧為文韜武略的一代名人，但後世因其身為漢人而為清皇朝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對其毀譽參半。但這不是我們評論的范圍，而他的《冰鑑》，則是值得一看的。

[老平]

:em22: :em21:
好文章，這一問題比較少談到。在下亦不妨談一下個人的經歷。幾十年前，愚的一位朋友，亦可稱之為師傅（因為沒有拜師），他只要簡單地看你一眼，你可以背面向他或躲進房間裏。然後跟他說三句隨便什麼話，他基本上就可以談及你的一生。愚的掌相知識，就是他教授給愚的。只可惜和他相處了幾年，他就仙逝了。他的聽聲辨人的知識愚沒有來得及學，亦引以為憾。其實古人早就用五音（宮、商、角、徵、羽）配五行，再配上六十甲子成納音，用於多種術數。不過，沒有師傅而靠自己模索，想學好這種聽聲辨人的功夫，真的不容易啊。

[老平]

:em21: :em22:
好！這樣去討論十分好，真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至於卦名是否重要的問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因為要斷好一個卦，要考慮多個因素，有時候靈機一觸，結合外應，連卦也不用起，就可斷事，而且十分準確。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卦名也可以用作參考，這就要具體情況作出具體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