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1041]

對！一次葬的定義很對頭！我們看了很多仰韶文化的墓葬，很少完全沒有二次葬的。二次葬是指葬下一段時間后，揀骨重葬。所以這個墓葬很奇怪，之前沒有人提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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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次葬的定義很對頭！我們看了很多仰韶文化的墓葬，很少完全沒有二次葬的。二次葬是指葬下一段時間后，揀骨重葬。所以這個墓葬很奇怪，之前沒有人提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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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最後由patton在 2005/08/31 10:13pm 第 1 次編輯 ]

[ 這篇文章最後由patton在 2005/08/30 00:01am 第 1 次編輯 ]
考古、盜墓和風水（三）——上古葬式（上）
這篇文章還是遲了些，不過遲的原因是我感覺有些為難。從上兩篇文章貼出來以後，各網站諸位先生們對下一篇文章選材提出了種種建議，總之一句話，毛澤東對史達林說的，又要好吃又要好看！那好吧，我姑且試一試，不過眾口難調時，還請不要罵娘。
接著說！不過這一節不準備講盜墓，回來講講考古，現在我發覺這個大題目定得不錯，迴旋餘地很大，愛講哪兒講哪兒。這一節從哪里說起？就從盜墓賊老頭們說起，從他們的一個問題或者說飯後閒談的題材說起。
有一天午飯後，我們三個去老頭們住的院子玩兒，一進門正看見老頭們在那兒聊得口沫橫飛，就把頭一探：“嘿！老頭，聊啥呢？”老頭們把手一招：“過來！小的們，你們說說天地是個啥？”
當時嚇得我一哆嗦！別這麼著呀，老頭，吃飽了飯您聊點啥不好，聊這幹啥？又不解渴又不扛餓的，咱聊點兒當年您盜著了大墓，換了錢，在上海南京廣州香港逛窯子、擲骰子的事兒多好！
“滾！”一語未了，老頭們笑著斷喝，我們哈哈笑著跑了。這幫老頭子就是這樣，每每與我們閒聊，總要把話題扯到讓我們啞口無言的地步才算了局，一點兒也不像男人聚會，沒聽梁實秋說嗎？“男人的談話，最後不談到女人身上便不會散場。”可這幫老頭不！起碼當著我們的面不！風花雪月的事兒他們也談，但都是打個穿插，零零碎碎不成章節，但煞尾時一概是一些讓你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問題。別看他們不看書不看報不聽廣播，腦子裏卻極能瞎想，常常提出一些屈原“天問”式的問題來，其實他們既是問我們，也是問自己，有時問題提出後，就把我們甩開，一夥人坐在一堆討論去了。我當時常想，這幫老不死的，啥現代知識也沒有，在那兒瞎咧咧個屁呀！
對於我們回答不上來的問題，老頭們並不放過我們，因為他們也知道自己知識有限，所以要通過我們去看書，看了書、查了資料，再讓我們告訴他們聽，聽了還要往深處追問，問到我們又去查資料為止，如此反復數次。當然，他們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時，我們也可以反駁指正。
您要想不搭理他們？不行！想想四十幾年前那個時代，這幫老傢伙個個都是根正苗紅的三代五代貧雇農出身，正宗的國家主人翁，我們又是有組織上的任務要挖掘他們專長的，要是不搭理他們，他們們倒是沒什麼，最多嘟嘟囔囔幾句而已，不會害人，就怕有些吃飽了飯沒事兒幹、專嚼舌根的混賬傢伙告訴領導上說我們身上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習氣嚴重，對工農群眾不虛心等等，到時候您還真的是吃不了兜著走！所以呀，反正除了這個，他們身上也就沒有其他怪癖了，不就是多跑跑圖書館嗎？不就是多看幾本書嗎？也不是什麼壞事兒，只是這樣就沒什麼功夫多認識幾個女孩子了！
好，先撇開這幫老頭子不談，來談談他們這個問題：天地是個啥？
說實話，我們當時就暈了，這叫啥問題？後來跟搞理論物理那幫傢伙聊起這件事兒，他們認為，這追到源頭上根本就是一個哲學範疇、甚至是宗教範疇的問題！為啥？因為他們承認，他們也壓根兒沒弄清楚！這到目前為止對於理論物理而言還是一個無解的問題！所有圍繞這個問題的說法都是假說！我們一聽樂了，哈哈，您要扯到上帝頭上，我們反而有了發言權了，你們不也沒弄清楚嗎？什麼宇宙大爆炸理論不還僅僅是個假說、而且現在越來越受宇宙平直理論的挑戰嗎？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方程的宇宙常數不是有很大問題、甚至有人說是致命的錯誤嗎？那好，既然你們搞理論物理的私下裏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哲學範疇、甚至是宗教範疇的問題，我們就濫竽充數，也摻和進來扯扯吧！
要硬著頭皮談這個問題，先要找一個切入點，還是從我們的專業範圍裏來找。
在八十年代中末期，有一次轟動世界考古界的發掘，那就是1987-1988年對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發掘出什麼來了呢？讓我喝口水慢慢說……
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位於原濮陽縣老城西南角城牆北側，（見下圖）遺址平面呈曲尺形。1987年發現三組蚌圖後，1988年又進行大面積揭露，共開探方、探溝170餘個，加上對遺址南端30座東周時期排葬坑的清理，總計揭露面積六千多平方米，文化層自上而下為宋、唐、晉、漢、黃河淤積層、東周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和仰紹文化層。

這個遺址的仰紹文化層又分上、中、下三大層，細分可分為5層（見下圖），發現的遺跡有房子、窖穴、灰坑、窯址、成人墓葬、兒童甕棺葬；發現的遺物有石耜、石斧、石鏟、石磨棒、石磨盤，以及陶制的鼎、罐、缽、瓶、壺、盆和碗。陶缽的口外沿多飾寬頻紋紅彩，少數陶器飾葉狀紋、三角形線條紋、弦紋、指甲紋、劃紋、乳釘紋、錐刺紋、麻點紋。（見下圖）


龍山文化層遺存有灰坑、墓葬和甕棺葬，以及一些灰陶、紅陶和棕陶，相對來講，這一時期遺存較貧乏。在東周文化層中發現30座陣亡士卒排葬坑和一批小型墓葬。所有各個文化層的墓葬均為一次葬，沒有二次葬。
根據地層和遺跡中的遺物，在所開探方中，探方T136和T137第一層屬周代或周代以後翻動的擾土層，第二、三、四、五層均為仰韶時期的堆積。
以上說的這些，並不足以使這個遺址達到轟動世界的程度，之所以轟動世界，在於西水坡遺址45號墓，也就是M45及其附屬墓葬的發掘。1989年經過對這個墓葬中蚌殼進行碳十四測定，並經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6460±135年，也就是西元前4500年左右。
遺址主要有房屋、窖穴、陶窯、墓葬、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房屋的形狀有圓形、橢圓形和方形幾種。這個階段早期的房屋均為半地穴式，屋的中間有灶，一邊修有門道，四周有柱洞，房基面往往用一種細膩的土鋪墊。晚期的房屋均為平地起建，牆壁為木骨結構，底部和四壁均經過火的燒烤，堅固防潮，修築得相當講究。依上所述：1.此遺址是處於仰紹文化第二階段的文化遺存。2.從出土器物分析，M45的文化面貌屬於仰紹文化後崗類型，而且明顯受到北辛文化的影響。3.從地域上講，濮陽處在文獻所載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的接合部。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可以相互印證，四組蚌圖遺跡應該是兩種文化的不斷交往的結果。4.從文獻上看，此遺址所處時期對應著三皇五帝傳說時代。
這個墓葬及其附屬墓葬總共發現了四組蚌圖：
第一組蚌圖即B1發現於T137仰紹文化第四層下，打破第五層和生土。這一組蚌圖在墓主人的墓穴裏，其造型有龍和虎兩種，分別擺塑於編號為第45號墓的墓主人的左右兩側。龍在右，虎在左，龍虎皆背朝墓主人，頭皆朝墓主人腳端的方向，尾皆朝墓主人頭部的方向。這種擺法也許是出於透視上的考慮，即在埋葬者看來，墓主人仰身朝上，和龍虎側身朝下，其實都是正面直立朝前行走，墓主人屍骨已僵當然不可能有這種動勢，但龍、虎行走的動勢極強。龍的身體是一條S線，昂首張嘴，挺胸弓背，龍尾有力地擺動，龍爪張開，全身都處在極度亢奮的躍進狀態中。虎的四條腿擺動的幅度雖然不大，但很生動，展現了奔走過程中前後左右四腿交替落地和離地的瞬間。（見下圖）

第二組蚌圖B2發現於B1正南20米處的T176淺地穴中。這一組蚌圖，其圖案有龍、虎、鹿（或以為麒麟）和蜘蛛等。龍頭朝南，背朝北，龍口南面還有一個圓形蚌塑，好像是龍口吐出的珠子。虎頭朝北，面朝西，背朝東。龍虎蟬連為一體。鹿臥於虎的背上。蜘蛛擺塑於龍頭的東面，頭朝南，身子朝北。在蜘蛛和鹿之間，還有一件製作精緻的石斧。（見下圖）

第三組蚌圖B3發現於B2正南25米處的T215中（見下圖）。這一組蚌圖，灰溝的走向由東北達西南，底部鋪墊有0.10米左右的灰土，然後在灰土上擺塑蚌圖，圖案有人騎龍造型、虎造型及其他。人騎龍擺塑於灰溝的中部偏南，龍頭朝東，背朝北，昂首、長頸、舒身、高足，背上騎有一人，兩足跨在龍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後，面部微側，好像在回首觀望。虎擺塑于龍的北面，背朝南，頭朝西，與龍正好相反相背，它仰首翹尾，四足微曲向後，呈奔跑和騰飛狀。此外，關於第三組蚌圖B3，具體來講，在龍的南面、虎的北面、龍與虎的東面，各有一堆蚌殼，共計三堆蚌殼：1.龍南面的蚌殼面積較大，高低不平，成堆狀。2.虎北面和龍虎東面的兩堆蚌殼較小，形狀為圓形（見下圖）。另外，在第三組蚌圖B3這一層位上，還有許許多多零星的蚌殼，似乎也並非隨便亂扔的。從整體看，這條灰溝好像一條空中的銀河，灰溝中的零星蚌殼，猶如銀河中無數的繁星（見下圖）。那麼，那些堆積的蚌殼和成圓圈狀的蚌圖，是否同大地山川和日月星辰有什麼聯繫呢？人馭龍和奔虎襯托在這樣的背景上，是何等的壯觀！

當時與45號墓同時發掘的，還有31號和50號兩座墓葬。50號墓（編號：M50）共葬有8人，屍骨淩亂，明顯是一個人殉葬坑（見下圖）。這個墓葬不在本文主題之中，不去談它。

這裏主要談談31號墓（編號：M31），此墓僅葬一孩子，骨架恰恰少了兩根脛骨（見下圖）。那麼這個孩子的兩條脛骨到哪里去了呢？往下看！

以上B1、B2、B3南北向呈一字形排列，由南向北：B1是龍、虎和人骨架相組合，在人骨架腳邊正北有用兩根人脛骨和蚌殼擺成的勺形圖案；B2是由下而上為虎、龍、鹿（或以為麒麟）相錯並重疊而組成，虎和鹿頭向北而龍頭向南；B3是北虎南龍，背相對，虎頭向西而龍頭向東，龍背騎一人。31號墓與45號墓墓穴B1與中間的第二組蚌塑B2、第三組蚌塑B3恰恰在一條南北子午線上！31號墓與45號墓墓穴B1相隔20米，B1與B2間隔20米，B2與B3間隔25米，這四組墓穴和蚌塑明顯是一個整體。（見下第三組蚌塑B3、第二組蚌塑B2、45號墓墓穴B1與31號墓整體排列圖，B3、B2、B1與31號墓由上至下排列，方位上北下南，因為圖片和貼文的緣故，在網頁上可能會參差不齊，但實際上，以下這四組是在在一條子午線上的。）




第四組蚌圖B4位於B3西南邊，有一舒身展翅的飛禽，因被兩個晚期遺跡和墓葬所破壞，僅殘留脊和尖尾巴，其詳細形象已無法辨認，只能約摸看出是一飛禽。在飛禽尾巴的東邊與龍之間，還用蚌殼貼砌一圓圈，似日似月。
這第四組蚌圖這實在是遺憾！比這個墓葬晚的後人們也看出這裏是一塊風水寶地，也來建宅造葬，可是呢，穴位點偏了，還破壞了千古奇珍。不過從上述蚌圖和第四組蚌圖的殘留形象判斷，這不就是是鳳（朱雀）嗎？
這個墓葬非常奇特！當時，這個罕見的、整體長度在80米左右的墓葬子午線把整個工地上所有人都震懵了！在仰紹文化中，在此之前，這種形式的墓葬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在這裏，我們再詳細描述一下第一組蚌圖即B1（見下圖）：墓穴西北部被東周時期的M54打破，東南、西南、東北部分別被仰韶時期的H34、H46、H51打破，看看吧！後代的人們都知道這個地方是大穴位，都想在上頭建宅葬墓。不過還是可惜呀，除了這個墓主人，誰也沒葬在正位上，都偏到四隅方位去了，也怪，剛好都偏到穴心的四隅，除了慨歎點穴之不易外，還引起我們這些後來人無限的神秘聯想。墓葬的方位是頭南足北、左西右東的形式；它的南邊是形成一個圓弧的形狀，而北邊是一個方形，東西兩側還有一個弧形的龕；靠南的中央是墓主人，他的頭是向南的，生前身高在1.79米到1.84米之間，墓主人的身旁，亦即東西兩側，還有他的腳下——也就是他的北側有三具殉人。45號墓中3具人殉的擺放位置很特別，被分放在墓穴中東、西、北三處，並特意斜置形成一定的角度。這三具人殉，年齡較小，分別埋於墓室東、西、北三面小龕內。東部龕內的人殉，頭向南，仰身直肢葬，骨架保存得不好，性別未經鑒定。西面龕內的人骨身長1.15米，頭向西南，仰身直肢葬，兩手壓於骨盆下，性別為女性，年齡在12歲左右，頭部有刀砍的痕跡，顯然是非正常的死亡者。北面龕內的人骨，身長約1.65米，頭朝東南，仰身直肢葬，兩手壓在骨盆下，年齡在16歲左右，骨骼粗壯，性別為男性。顯然這是三具殉葬的童男童女，都屬於非正常死亡。根據對墓主人骨骼的研究，墓主人是一個50至55歲左右的男性；尤其奇特的是在墓主人的兩側（東、西）和他的腳下（北），有三組由蚌殼密集鑲嵌在地上擺塑組成的圖案，其中在墓主人的右側，也就是靠東的方向，是一個蚌龍，身長1.78米，高出地面0.67米；在左側也就是靠西的這個方向，是一個蚌虎，身長1.39米，高出地面0.63米，虎的腹部，有一堆散亂的蚌殼；龍、虎頭的朝向均為北，腿則均向外；而在墓主人的腳下（北），有一個蚌殼密集鑲嵌擺成的介於三角形與梯形之間的圖案，另外在這個三角形圖案的東側還擺放了兩根人的脛骨，距墓室中部壯年男性骨架0.35米，脛骨與三角形圖案連在一起，指向東方，指向龍的腦袋。另外，在45號墓穴以外的同一層位上，還有兩處用蚌殼擺塑而成的龍、虎、鹿等動物圖形，這兩處圖形和45號墓在同一子午線上。

上面提到，當時與45號墓同時發掘的31號墓，此墓中僅葬一童子人殉，這個作為人殉的孩子的骨架恰恰少了兩根脛骨。屍骨沒有脛骨，而31號墓穴大小正好是沒有脛骨的尺寸！這意味著什麼？這只能意味著這孩子先被截掉脛骨後再被埋葬的。那麼這個孩子的兩條脛骨在哪里呢？各位往上看，在墓穴中那堆三角形蚌塑旁邊，指向東邊龍頭的兩根骨頭，看到了嗎？對！就在那兒！（見上圖）
再說說這個遺址的發掘緣起和經過，本來不想說，因為看記者們半真半假的報導比較生氣，所以在這裏說一說：
這個遺址的發掘緣起是怎樣的呢？西水坡遺址是在濮陽市初建、整個城市是一個大工地的情形下發掘出土的。因為中原油田開發，所以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安陽撤銷地區建制，原安陽地區劃分為安陽、濮陽兩個省轄市，濮陽縣就此升格。原來安陽地區行政公署的一部份人馬一夜之間成了濮陽市的第一任市政府官員，但是由於濮陽市百業待舉，所以這幫人還暫借在安陽市繼續辦公。1986年年初，濮陽市政府首腦看到部下們老在人家安陽市地盤上唱《借荊州》也不是那麼回事兒，於是撂下狠話：“誰要是在1986年6月底前不遷濮陽辦公，以後市政府就沒你這號人了！”自此，一個新興石油城市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市政建設。
由於濮陽市將遷入大量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施工隊伍，急需用水，因此，準備在西水坡修建一座引黃供水調節池。西水坡位於濮陽縣老城西南角城牆的北側，原是一塊低窪地帶，本來一個地方政府的供水工程，考古人員是不需要介入的，但當時考慮到濮陽在地望考證上的特殊性，還是決定跟進，尤其是我們看了現場地形之後，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擔心！
於是，1987年4月這個引黃供水調節池工程動土後，施工機械在前頭作業，考古人員就緊跟在後頭看看能不能摸到什麼好東西，果不其然！這個地形真的有墓葬！但是在接下來的搶救性發掘中清理出的30多個普通墓葬裏並沒有發現特別重要的文物，這時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就來了！經過與當地政府官員和施工隊伍一番爭執後，還是拗不過他們，只好決定再集中發掘一下就準備撤了。正在這時，偏偏我們這夥不識時務的混蛋堅持要在原先開挖的探方附近再開一個新探方。
這下子地方政府官員和施工隊伍罵娘了，媽的！又要挖一個！要知道這可不是挖坑栽樹呀！探方一般是5米見方、深淺不等的大坑，先粗掘再用刷子刷，就是粗掘也絕不是民工挖坑栽樹那麼簡單，一個探方有時光粗掘就要挖幾天，更別說用刷子慢慢刷了！當時地方政府官員和施工隊伍的眼睛裏都快要冒出火來了！現在想想，幸虧硬著頭皮，不怕得罪人，咬著牙堅持了那麼一下，要不然，嘿！後果不堪設想，後果真的不堪設想！您想呀，要是撤了，施工機械還不知道會把它弄成什麼樣子，從墓葬發掘後的實際情況看，有99.99%可能性什麼都不會留下！為啥？那個墓葬裏不就是蚌殼和人骨頭嗎？也沒有棺槨，更沒有盆盆罐罐，現代社會又不是上古時代，在這個時候沒人像上古人類那樣拿蚌殼當貨幣使（還記得“寶貝”這個詞嗎？明白為什麼“財寶”都要從“貝”旁了吧！），因此也沒有誰會把這些東西放在眼裏。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考古人員慢吞吞的發掘工作，早把當地政府官員和施工隊伍給得罪翻了，尤其是施工隊伍，他們是講究“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考古隊可是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呀！他們就是發現了這些東西，還能跟你講？早他媽給平了！
這個墓葬，就是震驚世界的濮陽西水坡45號墓，由於是西水坡考古工地發現的第45個古墓，所以它被命名為西水坡45號墓，編號M45。這是一個無棺槨的一次葬墓，在整個遺址各個文化層的幾十個古墓中，沒有哪怕是一個二次葬墓，這也是個怪事！
當時為啥感覺不對？為啥要堅持新開一個探方？為啥新探方正好就開在45號墓頂上？不知道！從表面上看，能夠作為臺面上理由的只有這麼幾條地望考證資料：1. 《史記正義》引《山海經》雲：“雷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2. 《淮南子·地形訓》亦雲：“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 3. 《地理志》曰：“《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塚。” 4.上述之“雷澤”即《帝王世紀》所謂“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之“雷澤”。5. 《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魯國大夫同時也是著名星占家梓慎的話說：“……衛，顓頊之墟也，故為帝丘。”
好傢伙！一個小縣城（當時還是一個小縣城！）跟這麼多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者說族群連在一起，這讓考古人員在潛意識裏就不敢放鬆。還有，要知道，從古地理探究起來，在上面提到的“雷澤”，6500年前它是橫跨今魯、豫兩省，水面遼闊的湖泊和沼澤，其西岸已很臨近西水坡遺址的東沿。西水坡遺址中用於擺塑圖案的大量蚌類肯定是就近取自雷澤。
後來事情過後，總結經驗時，有琢磨了這麼一條：從“西水坡”這個地名的角度分析，您想想，這個地名特別指出了“雷澤西岸的丘陵”，可作為一個巨大的湖泊沼澤地帶，雷澤西岸的丘陵多了，為什麼有一個地名特別定位在這裏？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可能有戲！不過，這一條是我們事後才想到的，當時沒想到，因此純屬“馬後炮”。可是，也由此總結了一個經驗，找墓有時還要會分析小地名。
當然，以上這些還遠不足以使考古隊有充分的證據認定這裏就一定會有大穴位，而且6500年的滄海桑田呀，什麼穴證不給你平了？要從封土找痕跡嗎？除了封土高聳如山的帝王陵墓比如秦始皇陵，任何墓葬，封土明顯突出於地表的時間不會超過六百年！就是封土高聳如山的帝王陵墓，它也不一定撐得了6500年！您看，秦始皇陵才二千餘年吧？歲月已經把它削掉了不少了吧？這還沒算上地質變化因素呢！您再看看，西水坡遺址不就變成一片低窪地了麼？
那麼，是什麼使我們找到這個墓葬的呢？只能說是感覺！這種感覺現在已經很難準確回憶了，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解釋，所有參加這個行動的人都沒有其他解釋！連我們這些堅持要在舊探方旁另開一個新探方的人也提不出什麼解釋！還記得我在第二篇裏曾提到：“也不要這些工作看得有多麼玄奇，其實這就是為了造就人和地球自轉公轉運動的同步感，也就是把鐘錶、日曆、星圖和指北針內置到人腦中去。”我還曾說起過：“無論有多麽精密的儀器，它都只能幫你解決‘多少’的問題，而要解決‘是否’的問題，還要靠你自己！”在這裏重提舊話並沒有自誇的用意，因為我在第二篇裏講過：“我們幾個其實都是不及格的！”所謂“不及格”就是說，當面對地下幾千年的墓葬時，我們還不能穩定地把握並發揮這種感覺。這種感覺突如其來，又倏忽而去，無從把握，而當時賊老頭們也都早就全部歸了天，他們也幫不了我們了！
其實，我在這裏想說的是，任何學術當研究到一定境界的時候，追求的就是一種形而上的把握。要舉例子的話很容易，比如一個人學語言學到很純熟的地步時，他根本就不會去管什麼語法和辭彙用法等等規則性的東西，只要覺得刺耳，那就一定錯了，這就是形而上的把握，追求的就是這種境界！一個很好的老師只能教給你一些規則性的東西，而最頂級的老師也只不過教給你一個好的方法，無法把他的感覺也教給你，這種感覺你學一萬個“天機不可洩漏”的口訣也沒用，不下一番苦功就是得不到！所以可以肯定地說，這些都是從當初下苦功夫中得來的，除此外沒有第二條途徑！下了幾分苦功夫就有幾分感覺，我們這等入行太晚、功夫又不夠的三腳貓貨色，就只能有這些突如其來又倏忽而去的感覺了，不過值得慶倖的是，在關鍵時候它該來的還是來了。
我在上面提到“規則性的東西”和“好的方法”，有人問這二者有什麼不同嗎？有呀！“規則形的東西”是閉合系統，“好的方法”是開放系統，當面對千變萬化的現實時，你手裏拿著一個閉合系統作為工具好還是拿著一個開放系統作為工具好？
墓葬發掘出來後，看著整個工地上黑壓壓的被這個墓葬格局震懵了的人群，這下考古人員放心了，為啥？沒人敢跟老子們提什麼“服從經濟建設大局”這樣兒的話了，別說再發掘一頭半個月，就是再發掘一年，也沒人敢吱一聲兒。事實也是這樣，考古人員又差不多斷斷續續幹了一年才發掘完畢——畢竟讓一個幾百萬人的城市的供水工程耽擱了一年，也是非常不得了的了！現在，這個遺址的原址已經淹沒在水庫之下。前一陣子聽說當地政府要把水庫淘幹一部份，重新恢復遺址，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不過，其實也沒那個必要了，我們已經把它全部原樣、原位、整體移出來了。
不過，這裏還有一件事值得講一下的，我怕現在不說以後就沒人知道了。這個西水坡引黃供水調節池工程一旦建成蓄水，就會把西水坡遺址淹沒，儘管為了留下標記，政府已經用混凝土把整個遺址覆蓋住了，但是考古人員還是在那兒插了一根杆子，為的就是留下一個高於水面的標記，誰知插好杆子後，前腳人剛走，後腳當地農民立馬就把杆子拔了，為啥？後來才知道，當地人千百年來一直認為那個地方是龍脈所在，是護著他們周邊地區的百姓的，您想，在人家龍脈上戳一杆子，誰能答應呀？我感到納悶兒的是，這幫人是怎麼知道那兒是龍脈所在的？我問過，誰也答不上來，只知道老輩兒傳下來就是這麼說的。
好了，介紹完了。這一系列墓葬的年代，無論從考古地層學上推斷，還是用碳14測定，都在大約6500年前，也就是西元前4500年左右。那麼，這個充滿神秘氣息的、非常耐人尋味的墓葬到底說明了什麼？請看第四篇。

[lh1041]

這個帖子也回一下，哎喲，十二星次的問題一想都頭疼，您還拉上《山海經》、《離騷》……，哎喲喲，要真的回這個帖子，我要累死，哈哈……

不過還真有一點我不懂的，就是上古音，研版主提醒了我，真的要看一下才行，不過我的方言還可以，應該不難入門吧？ 要是真的是“老狗學不會新把戲”，那就只好不管它了。 好！ 按照研版主的指示，先找找鄭張尚芳的書來看看！ 爭取活到老學到老！

[lh1041]

研版主，那篇文章只是手頭的資料匯集再加上一些瞎想，因爲不是搞語言學的，只是工作需要時接觸而已，談不到有什麽見解。
不過，對於您所說的：“但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汉藏同源问题。目前上古音的研究表明，汉藏语系里面，甚至包括越南、朝鲜。【所以上古汉语里面，连绵词较多，是用汉字记录语音的。】从这个角度思考，或者苗族、密宗、中原的法术，起源是一緻的。小的对密宗了解不多，以前粗略武断的认为密宗法术源于阿拉伯或者印度，看来是不妥的。”
我們倒是很有興趣，能不能再深入講一講？
至於您提到的清洁工、传达室、打更的差事……咳！您堂堂碩士，就別拿我們老家伙尋開心了。哈哈……

[lh1041]

好幾天沒工夫上來，先給各位請安了。文抄公先生，怠慢了，上次匆匆忙忙沒看見您的帖子。沈先生，您提出的課題的回復我放在第一篇裏。

術數縱橫網patton先生竟然給予我的這些文章置頂的待遇，太台舉我們了，實在是愧不敢當！我們也只好好好寫些文章來回報網站了。

[lh1041]

好幾天沒工夫上來，先給各位請安了。文抄公先生，怠慢了，上次匆匆忙忙沒看見您的帖子。沈先生，您提出的課題的回復我放在第一篇裏。
術數縱橫網patton先生竟然給予我的這些文章置頂的待遇，太擡舉我們了，實在是愧不敢當！我們也只好好好寫些文章來回報網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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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版主，那篇文章只是手頭的資料匯集再加上一些瞎想，因為不是搞語言學的，只是工作需要時接觸而已，談不到有什麼見解。

不過，對於您所說的：「但裡面可能有一個問題：就是漢藏同源問題。 目前上古音的研究表明，漢藏語系裡面，甚至包括越南、朝鮮。 【所以上古漢語裡面，連綿詞較多，是用漢字記錄語音的。 】從這個角度思考，或者苗族、密宗、中原的法術，起源是一緻的。 小的對密宗瞭解不多，以前粗略武斷的認為密宗法術源於阿拉伯或者印度，看來是不妥的。 “

我們倒是很有興趣，能不能再深入講一講？

至於您提到的清潔工、傳達室、打更的差事…… 咳！ 您堂堂碩士，就別拿我們老家夥尋開心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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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提出苗人術法和納西東巴文的關係這個課題，這就好像一個博士論文題目，我老頭子幾十年沒參加考試了，正好借此機會來考一考，不過這不是什麽答案，僅僅是一些資料羅列和個人看法而已。沈先生的題目，就我所知，回復如下，在探討前，先在第1、2部分裏頭，羅列一些重要資料並對這些資料稍作引申和發掘：
1.苗人的來歷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就有關於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記載，這就是從黃河流域直到長江中游以南被稱為“南蠻”的氏族和部落。
有的史學家曾認為，《尚書•呂刑》中“黃帝之時”以“蚩尤”為首的“苗民”部落以及《史記•五帝本紀》中的“三苗”，就是苗族的先民；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炎帝、黃帝、九黎三大部落，是中華民族祖先最早的三大群體，其中苗族先民所屬的部落就是以蚩尤為首領的“九黎”。
“九黎”部落最早活動於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四五千年前，在蚩尤的率領下，“九黎”部落向黃河以北推進，進程中與炎、黃兩大部落發生衝突。涿鹿之戰中，“九黎”被炎、黃部落聯軍擊敗，蚩尤在涿鹿之戰中被擒殺害。從那以後，“九黎”部落的後裔都尊奉蚩尤為始祖。苗族人民把懷念姑祖功德，賦予神的形象來紀念。今滇川黔的一些苗族所尊奉的“天神”的“楊婁古侖”就是對始祖蚩尤的苗語稱呼。
“九黎”部落被炎黃部落聯軍擊敗之後，大部分退居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堯、舜、禹時期，聚居在長江中下游的“九黎”部落逐步發展形成了“三苗”部落。“三苗”部落分佈廣，且實力雄厚，長期同堯、舜、禹作戰，但最後仍遭失敗，大部分被迫西遷到長江中游和洞庭湖區域。
商周以後，苗族和南方其他少數民族被統稱為“南蠻”。“南蠻”中“大半苗族之裔也”（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武王伐紂，南方“ 國”首領“鬻熊”帶兵助戰有功，被封為“楚祖”後建立了楚國。因受“鬻熊”一名的影響，楚國一些君主的名字多數都帶“熊”字。居住在滇川黔毗鄰地區自稱“仡熊”的苗族，至今仍保留著許多和古代荊楚語言相同的語言成份。範文瀾的《中國通史》中說：“楚國就是苗族的國家”。史書中也有關於苗族和歷史上的“三苗”有血緣關係的記載，說“苗人，古三苗之裔也”。
昭通、川南等地的苗族，為“南蠻”中“武陵蠻”的一部分。古代的四川敘永等地曾是“武陵郡”轄地，“凡土著皆苗民”，而且，“喪用布匹裹屍入棺，必合甲子乃葬，東向橫埋”（《敘永史料》）。這種喪葬習俗與民國初年以前滇東北毗鄰地區苗族的葬俗相同。此外，婚俗中，送新娘去丈夫家成親，必須繞道東方進屋；在苗族蠟染的白褶裙上，描繪的由黃河到長江，以及大西南的山川、森林花紋圖案等，都能表現出苗族對東方故土的思念。
苗族在古代沒有固定統一的民族稱呼。四五千年以前，由許多民族組成的部落聯盟（包括苗族先民）統稱“九黎”。商周時期的“國”組織，其主要居民即稱“”或“髦”（苗的同音異寫）。這就是後來“苗”稱呼的雛形。
秦、漢時期，長江中游及洞庭湖地區被稱為“黔中蠻”、“五溪蠻”、“武陵蠻”的民族，以及武陵蠻中按地域不同被稱為“澧中蠻”、“零陽蠻”、“ 淺中蠻”的群體，都有苗族先民。
唐、宋、元、明、清歷朝與苗族的關係日漸頻繁，對苗族的認識也逐漸加深，於是“苗”遂從若干少數民族混稱的“蠻”中脫離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族稱載現於史冊。這時期真正屬於“苗”這一稱呼的苗族，則又根據居住地域、服飾花樣、語言特點的差異，被冠以種種“苗”的稱呼，常見的有“花苗”、“黑苗”、“白苗”、“紅苗”、“高山苗”、“壩下苗”等上百種。
《說文》載：“苗，草生於田，從草從田”；《段注》有“按苗之故訓，禾田”之說。因“苗”是作物的象徵，所謂“苗人”就是種田人，從而說明，苗族在古代是一農業民族，由於苗族先民聚居長江中下游和洞庭湖等地，憑肥田沃土，世代以“苗”為業，故歷史學即以“苗”命名，已普遍為苗族人民所接受。　
也有人認為，苗族與《尚書•牧誓》中殷周時期的“髦”人有比較密切的關係；有一部分則認為苗族系出自傳說中的“磐瓢”系統狗部落。
較多的學者主張，約在我國秦漢之際，苗族先民就已居住在今湘西等地的五溪地區，系史稱“五溪蠻”或“武陵蠻”、“長沙蠻”的一部分。後來，他們陸續向西南遷徒，逐漸在湘、黔、桂、川等省邊區分散定居，並逐漸在貴州形成較大的居住點。
關於苗族出現在雲南的時間，過去曾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早在唐朝時期就已有部分苗族先民居住在今文山州一帶；另一種認為鑿族自明、清以後才分別由貴州、四川、廣西等地遷入。
根據有關史籍記載，大約在唐朝初年前後，就已有部分苗族湘、黔、川、鄂等地遷入雲南東南部地區，隨即成了當時“南詔”統治區域範圍之內的少數民族之一。鹹通年間，當“南詔”軍隊南下攻安南都護府時，便調動了距安南都護府北部與“南調”接境地方的苗族先民(史稱“苗眾”)參加。《蠻書》的作者樊綽前往與“南沼”將領交涉時，便親自見到“苗眾”進入“南詔”軍隊營柵，所以樊綽作了如下記述：“黔、涇、巴、夏四邑苗眾，鹹通三年(西元八六二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指南詔)朱道古營柵競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拓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為一國之由。祖乃盤瓢之後。其蠻賊楊羌等雲綻盤古之後。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事。成通五年(西元八六四年)六月，左授獎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謗大首領。”當時出現在“南詔”軍營黔、經、巴、夏的“苗眾”，當有一部分是在此之前就已居住在安南都護府北部與“南詔”接境地方、即今文山州一帶的苗族先民。這部分苗族先民，在參加“南調”軍隊攻安南都護府的過程中，便與“南詔”將領楊阿觸、拓東判宮楊忠義等“話得姓名”，並提出“立邊城自為一國”，在商談過程中，按照他們的傳統風俗進行了“盤古根”，並說明自己的民族是從黔、涪、巴、燙一帶遷來的，其“祖乃盤瓤之後”。接《蠻書》這段記錄，不僅說明來自“黔、涪、巴、夔四夷苗眾”與“盤瓤”氏族部落集團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而且說明唐代苗族的分佈區域已經從湘西、黔東一帶遍及到了今川東、川東南、鄂西南以及今雲南文山等地。
以後，分佈在雲南的部分苗族，並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詔”、“大理”時期的東部“烏蠻”之中，在“納垢部”(今馬龍縣)、“羅雄部”(今羅乎縣城)取得過統治地位，此二部之首領都以“盤胍”後裔自命。根據《元史•地理志》追述：“馬龍州，夷名曰撤匡。昔焚、刺居之，盤胍裔納垢逐舊蠻有其地，至羅直內附，於本部立千戶。至元十三年(西元一二七六年)改為州”。“盤胍”是傳說中苗、瑤族的祖先，依此之說，“馬龍州”在“南詔”、“大理”時為“烏蠻”、“自蠻”共居，但曾一度有“盤胍裔(苗族)納垢逐舊蠻而有其地”，統治了這個“贊、刺”人居住的地區。《元史•地理志》又說：“羅雄州，與溪洞蠻僚接壤……夷名其地為塔敝納甸。俗傳盤瓢六男，其一日蒙由邱，後裔有羅雄者居此甸，至其孫普恐，名其部曰羅雄。憲宗四年(西元一二五四年)內附。至元十三年，割夜直部為羅雄州。”“羅雄、夜直”二部為“南詔”、“大理”時期東方“烏蠻”三十七部中的一部分，元朝初年，將此二部併入“羅雄州”。在此之先，“羅雄部”(今羅乎縣城)、“夜直部”(今羅平縣北、富源縣東南)，即住有“盤胍六男”之一的“蒙由邱”的後裔。直至近代，分佈在雲南境內的苗族，絕大多數自稱中都冠有“蒙”一音，這不僅說明“蒙”這個自稱與“蒙由邱”有著直接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近代分佈在文山等地區的苗族，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由唐朝時期從“黔、涪、巴、夔”遷來的“四邑苗眾”，發展而來的。
雲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元、明、清各代由黔、桂、川等地陸續遷來。這一部分，除在一些地方誌書中有零星記載之外，則大量流傳於苗族民間口頭傳說中。據清道光《威遠廳志》卷三記載：“安乎廳(時屬開化府，治今文山)境，舊有黔、粵苗”。民國《馬關縣誌》卷二載：“苗族本三苗後裔，其先自湘窟黔，由默人滇，其來久矣”。民國《丘北縣誌》卷二載：苗族“明初由黔遷入”。這些“苗民”、“三苗後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後便分別從貴州、廣西一帶遷來的苗族，其中顯然也包括唐朝時期的“黔、涪、巴、夔四邑苗眾”的後裔。
近代文山、馬關、硯山、麻栗坡、丘北等縣都有不少苗族，同時並延伸到紅河州的蒙自、金平、屏邊、河口等地，但清朝時期以前都居住在開化府。近代楚維地區各縣皆有數量不等的苗族。據清道光《大姚縣誌》卷七載：“蠻子……居高山陡壁，其上下如飛。男女皆衣麻布長衣，以麻布裹腿，帶刀辟山地種乾糧。善擲石，投數丈外，發無不中，標槍勁弩尤為鋒厲。此種向來所無，近年土著民人自江外招來種地，前後教正裏山中已數百家。”就生活習俗等方面看，這顯然指的是苗族。據今楚雄、武定、祿勸、大姚部分苗族的傳說，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先是清代中葉前後由貴州遷來。這與史籍記載基本相合。
此外，昭通和巧家縣部分苗族自言其祖先系清初經湖南至貴州、康熙年間由貴州遷入昭通的；篙明、路南、昆明等地苗族，自言長輩是清末光緒或宣統年間由貴州遷來；宜良、威信熊姓、楊姓苗族，有的自言祖先約在四百年前後由貴州遷來；西疇八布荒田的苗族，自言約在五代以前由貴州遷來；麗江四區三仙鄉的苗族，自言約在四代以前由貴州老鴉灘遷來。在相當一段時期中，遷到雲南境內的苗族由於受到地方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和自然條件的限制，仍在不斷四處遷徒。如有的曾從開化(今文山、硯山等地)遷往蒙自一帶，後因不堪蒙自統治者壓迫而又遷往金平、屏邊、河口一帶。
苗族現在主要聚居於貴州省東南部、廣西大苗山、海南島及貴州、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廣西等省區的交界地帶。人口７３９. ８萬（１９９０年第４次人口普查），在各少數民族中居第四位。苗人所居之地，有人統稱“苗疆”。
苗族有自己的語言，苗語屬漢藏語系苗瑫語族苗語支，分三大方言：湘西、黔東和川黔滇。苗人本無文字，１９５６年後，設計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但這種文字方案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民族文化中是不起什麽作用的。由於苗族與漢族長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漢語並用漢文。
2.納西人的來歷
關於納西族的族源，有兩種主要的見解，一種是古代羌族南遷說，另一種是土著農耕部落和南下遊牧民族的融合說。
從唐以後，納西族的分佈地區均無太大變化，即其中心穩定在川、藏、滇交界處的雅礱江、鹽井河及金沙江流域一帶。其間又以麗江壩、拉市壩、七河壩等壩區及金沙江河谷地帶分佈最為集中。由於特殊的風俗和宗教的原因，人們對寧蒗永寧的納西族（摩梭人）和迪慶白地地區的納西族（阮可人）似乎特別關注。
在漢代和漢代以前，納西族的先民還處於一種流動的生活狀態，即從事採集，遊獵到遊牧。由晉代到宋代，納西族作為一個穩定、獨立的群體，從流動進入定居，部落勢力紛紛崛起，並開始在唐、吐蕃、南詔三大勢力之間嶄露頭角。元代時，納西族結束部落間各自分立，完成全民族的統一，忽必烈於1252年革囊渡江，納西首領依附元軍。明代是納西族發展的輝煌時期，明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納西族率先歸附，獲賜木姓，木氏土司崇尚漢學。清代雍正年間後實行“改土歸流”，土司改為土通判，由流官進行管理，推行一系列中原文化，漢族和納西族的交流，也達到了空前未有的深度。近代以來特別是抗戰期間，鄰國越南、緬甸及中國大片國土淪陷，麗江成為中、印國際貿易通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給麗江古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納西族主要聚居于雲南省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其餘分佈在維西、中甸、寧蒗、德欽和四川鹽邊、鹽源、木裏及西藏的芝康等縣。據史學家考證，納西族原是中國西北古羌人的一個支系，大約在西元三世紀遷徙到麗江地區定居下來。人口２７．８００９萬（１９９０年第４次人口普查）。
早在一千多年前，納西族創造了這個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東巴象形文字和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東巴經。東巴象形文字，納西語叫做“森究魯究”，意為依據物體形態畫出來的痕跡。流傳於海內外兩萬余卷東巴經的內容，涉及到納西族人民各方面的知識，被中外學者譽為“納西族古代的百科全書”。１９５７年設計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但這種文字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民族文化中也不起什麽作用。.
納西族普遍信奉“東巴教”，一部分人信仰喇嘛教。納西族原來信仰東巴教、喇嘛教以及天、地、山、水等自然神，但從人數來説， “東巴教”是普遍信奉，喇嘛教是少數信仰。納西以農曆記年。不少節日，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均與當地漢族大致相同，其中春節是最大的傳統節日。還有男女合婚看八字等與漢族接近的習俗。
因此，從上面看出，苗族和納西族各有不同的來源，他們早在父系氏族時期民族雛形產生之前就已經分流了。
3.從文字學上探討，爲了容易使人領會，先以漢字為分析引導，再由漢字切入其他各音意文字，包括納西東巴文。因苗人無文字，１９５６年後設計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民族文化中不起什麽作用，所以略而不論。
在人類的起源、進化和發展過程中，文字的出現是繼語言之後的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文字的出現使人類從原始時期進入了文明時期。文字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有兩個重要功能：一是由文字形成的文本使文化的承傳和傳播比純口語的史詩傳說更為有效，二是使高層次的思維活動能夠得到充分的展開，借助文字的筆算活動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僅僅依賴口語的心算活動。
文字有兩種類型：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漢字、納西象形文字、彝文都屬於意音文字。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都滿足上面提到的文字的兩種重要功能，因此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很多學者認為一個民族選擇意音文字還是拼音文字是任意的，由於拼音文字系統比較簡單，拼音文字取代意音文字是文字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此，我們認為，從文字自然發生發展的角度看，一個民族選擇意音文字還是拼音文字，並不是任意的，自然產生的文字（自然文字）都是意音文字；文字的發展趨勢也不完全取決於文字系統的簡單程度。文字選擇的背後隱藏了一個民族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重要資訊，一個民族的特殊語言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自然文字的發生發展方向，自然文字的發展方向反過來又深刻影響了一個民族高層次思維活動的取向，中國哲學具有明顯的經學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漢字文本具有很強的超空間和超時間功能，使哲人容易面對古代經典。對哲學形態和思想史的追問往往伴隨著對文字形態的追問。
萊布尼茨（G.W.Leibniz）曾經希望建立一種“普遍的文字”，這種文字應該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一個字表達一個概念，就象數學符號系統。借助這種文字，不同的民族可以相互交流思想，並用自己的語言去閱讀這種文字。萊布尼茨設想的普遍文字，我們認為就是意音文字，即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其表意特點就在於通過不同的字把不同的語素或詞區別開來，其表音特點在於不同方言地區或不同民族地區的人按照自己的語音來認字，就像現代的數學公式，不同方言地區或不同民族地區的人用自己的語音來閱讀同樣的公式。
普遍文字是科學理論全球化的重要條件。在我們看來，普遍文字必須滿足下面兩個條件，一是不同的概念要用不同的字形區分，二是代表同一個概念的字形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方言中或不同民族的語言中讀音不一樣。實際上數學、物理學、化學、電腦科學中的很多符號系統都帶有普遍文字的特點，都是意音文字化或半意音文字化的符號。
萊布尼茨是站在拼音文字的角度討論普遍文字的，普遍文字的觀念對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來說是一種嶄新的創建。但對於說漢語、納西語、彝語的人來說，普遍文字的觀念不應該是一種陌生的觀念，因為漢字、納西東巴文、彝文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意音文字，這些意音文字的長期存在本身就體現了普遍文字的很多屬性。實際上世界上所有自然形成的文字，都是意音文字，如古埃及文字、蘇美爾文字、赫梯文字等，但是為什麼這些自然文字和漢字不同，後來都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沒有以普遍文字的方式維持在意音文字的狀態？
我們曾討論過漢字長期存在的條件，認為漢字產生的殷商時代，漢語已經有了明顯的方言分歧，要使不同的方言由相同的文字來書寫，漢字從一開始就需要保持在和表意相關的意音文字階段。殷商以後，漢語方言的分歧仍然很大，漢字對書寫不同的方言仍然是最有效的。現代漢語方言仍然存在很大分歧，需要用漢字來書寫，拼音文字在漢語方言消失以前還不能代替漢字。用漢字書寫下來的文本浩如煙海，難以用拼音文字轉寫，從繼承文化的角度看，拼音文字也不能取代漢字。概括地說，漢字的存在有兩個重要條件：1．漢字的超方言功能。2．漢字繼承古代文本的功能。
漢字是一種典型的意音文字。漢字存在的兩個重要條件是否在其他民族語言的意音文字中也存在？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來追問：古埃及意音文字、蘇美爾意音文字等世界上其他意音文字都變成了拼音文字，難道這些意音文字就沒有超方言功能和承傳文本的功能？下面我們將結合其他民族語言文化的特殊背景，進一步來論證意音文字存在的這兩個條件，並將提出意音文字得以維持下去的另外兩個重要條件：意音文字的原生性和意音文字所記錄的語言的權威性。
為了明確回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我們先要弄清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區別的實質。從根本上說，造字方式只有表意和表音兩種，意音文字不過是這兩種方式的結合。同樣，從根本上說，完整記錄語音的文字體系只有兩種，意音文字和純表音文字（又叫拼音文字）。能夠完整記錄一種語言的純表意文字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語言都有大量不可象形和會意的語素或詞。
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的本質區別在於記錄語言的方式，意音文字可以區別語言中的兩種資訊：一是通過不同的字形把不同的音位或音節區別開，二是通過不同的字形把讀音相同的不同語素或詞區別開。
拼音文字只通過字母記錄一個語言的音節或音位。不同的語素或詞，只要讀音相同，字形都相同。比如英語的book，代表了“書”和“預定”兩個詞，由於這兩個詞的語音形式相同，都寫成相同的字，所以只提供了第一種資訊。意音文字也必須記錄語言的語音，不過意音文字除了記錄語音，還要通過象形、會意等表意方式或各種筆劃把不同的語素或詞區別開來，也就是說，即使兩個語素或詞的語音形式一樣，只要是不同的語素或詞，通常都要通過形體區別開來，比如“長、常、場、嘗、腸、償”等不同的語素或詞，儘管語音形式相同，但通常不把它們寫成相同的字，而是要保留它們在字形上的區別，以便說明它們是不同的語素或詞。所以意音文字的字數很多。漢字是典型的意音文字，字的數量很大。意音文字提供了上面談到的兩種資訊。當然，意音文字提供的第一種資訊和拼音文字提供的語音資訊有所不同，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讀音通常是一一對應的，意音文字不是。
有人把漢字說成是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都是一種比喻或形象的說法，嚴格說來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這種說法使人誤以為漢字只和表形表意有關係，和語音沒有關係。這種說法的產生是因為系統的漢字形成以前普遍使用過象形和會意的方法。事實上完整的文字系統必須完整地記錄一個語言的讀音，漢字和所有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一樣，也必須完整地記錄漢語的讀音。漢字作為意音文字，除了表意，還表音。一個漢字往往一般是一個音節，所以漢字是通過字形記錄漢語音節的文字。
也有人把漢字稱為語素音節文字或語詞音節文字，這些名稱是為了反映漢字既表音又表義的意音文字性質。語素音節文字的提出還反映了字體變化對象形字和會意字的影響。漢字在早期的造字過程中廣泛使用了象形和會意的方法，當時這些象形字和會意字都能從形體上體現出語素或詞的意義，但隨著文字字體的演化，人們已經很難從象形字和會意字中看出語素或詞的意義，繼續把這些字稱為象形字和會意字也不太合適。不過儘管字體變化了，象形和會意已經看不出來了，但在同音語素或同音詞中，這些漢字仍然能把這些語素或詞區別開，所以可以稱為語素音節文字。
通過對漢語這種活生生的意音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意音文字在記錄語言時提供的信息量和表音文字相比是不樣的，因為對於具有相同語音形式的一組不同的語素或詞來說，表音文字所用的字都一樣，但意音文字還要從字形上把這些語素區別開來。從這個角度看，意音文字有助於區分同音語素或同音詞。漢字在這方面是最典型的，學會漢字不僅僅是學會一種拼音規則，而且還掌握了漢語的語素。也正是由於意音文字通常能夠把同音語素或同音詞區分開來，它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一個字一個音形的原則來造字。
我們現在知道的世界上有影響的意音文字主要有：中國的漢字、古埃及文字、赫梯文字、蘇美爾文字、瑪雅文字、納西東巴文字、彝文、水書（水族文字）。這些古老的意音文字中，唯獨中國的漢字、納西東巴文字、彝文和水書（水族文字）能夠延續至今。於是我們就回到了本文的核心問題上：古埃及意音文字、赫梯意音文字、蘇美爾意音文字為什麼會消亡或被其他拼音文字替代，難道這些意音文字就沒有超方言和繼承文本的功能？現在我們來分析這些意音文字在不同的演化過程中有什麼不同的條件。
赫梯意音文字是西元前1400年至西元前500年用來書寫赫梯語（Hittite language）的意音文字。赫梯語是已經消亡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其意音文字沒有存在下去，是因為語言文化消亡了。
蘇美爾意音文字是55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創造的文字，又叫楔形字（cuneiform），因其筆劃象楔子或釘子而得名。楔形字也有意符和音符，最早用來書寫蘇美爾人的蘇美爾語，長達一千多年。 用蘇美爾楔形字書寫的文本也很豐富，至今已經發現西元前2000年前的文學作品泥板達3000多片，還有數以萬計的其他文本泥板。我們注意到，蘇美爾楔形字最終沒有作為意音文字存在下去，而是變成了拼音文字，不是因為沒有文本繼承功能，而是因為蘇美爾楔形字並不像漢字那樣一直記錄同一種語言。蘇美爾楔形文字在記錄了一千多年的蘇美爾語以後，又被用來書寫屬於閃米特語系的阿卡德語達一千多年。後來傳播到亞洲西北，為很多民族採用。每當書寫一種新的語言時，說該語言的人就簡化蘇美爾楔形字。西元前18世紀用來書寫巴比倫語的巴比倫楔形字已經只用640個基本字，意符數量減少了很多。西元前9世紀到西元前7世紀書寫亞述語的亞述楔形字，常用字符只有300來個，意符進一步減少。西元前5世紀阿拉米人用來書寫阿拉米語的新阿拉米文，只用了113個楔形字，其中音符就占80個。後來波斯人只用41個楔形字，其中36個是表音的字母。波斯人的文字已經基本上拼音化了。可以看出，蘇美爾楔形字從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的過渡的過程中，每一次意符比例的減少和音符比例的增加，都是在語言替換的情況下發生的。在記錄同一種語言的時期，文字的體系相對是比較穩定的，這種穩定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在於對同一種語言文本的繼承。同一種語言中方言的分歧也要求文字體系的相對穩定性。蘇美爾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一直在不斷替換。當一種文字所記錄的語言被替換時，對於新的語言來說，就不存在文本繼承問題。當蘇美爾文字由記錄蘇美爾語改為記錄其他語言，說其他語言的民族由於不涉及文本繼承的問題，可以對蘇美爾意音文字進行改革。
古埃及文字的演化過程和蘇美爾文字的演化過程相似。古埃及文字又叫埃及聖書文字（hieroglyphics），是五千多年前埃及第一王朝創造的文字。和漢字一樣，這種意音文字是由意符（包括各種抽象的記號）和音符組成，音符大都是從早期的意符通過假借的方式轉化過來的。這種文字在古埃及使用了三千多年，記錄了大量的文本。我們同樣可以觀察到，古埃及文字的衰亡不是因為這種文字不再能記錄古埃及的語言，而是因為整個古埃及的語言文化被別的民族取代了。古埃及一度是一個強盛的文化集團，但是這個文化集團不斷遭到異族侵略，加上自然條件的逐漸惡化，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整個被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取代了。大約在西元前15世紀，腓尼基人在古埃及文字的基礎上創造了比布魯斯字母(Byblos alphabet)，這是一種只記錄輔音不記錄母音的文字，母音根據上下文臨時確定，只有22個字母。古埃及文字發展到腓尼基文字並不等於古埃及語言也轉換成了腓尼基語言，也不等於古埃及文本就直接轉換成了腓尼基文本，古埃及語言和腓尼基語言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古埃及文化和腓尼基文化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古埃及意音文字發展到腓尼基拼音文字，也是在語言和文化的替換過程中形成的。
上面的分析無非體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意音文字隨著語言文化的消亡而消亡，如赫梯文字，一種是意音文字的語言被替換了，即被用來書寫另一種語言，意音文字開始向拼音文字過渡。現在我們來看在語言不被替換的情況下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過渡的條件。朝鮮（包括韓國）、日本、越南使用漢字的過程可以代表這種情況。韓語在西元1444年以前一直使用漢字這樣一種意音文字，西元1444年朝鮮人創建了拼音文字。這是真正的在同一種語言文化的基礎上實現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種語言文化基礎上用拼音文字替換意音文字。日語文字的情況類似。日語最早也是使用漢字。漢字大約是在西元前4-5世紀由中國經朝鮮半島傳人日本，稱為古代日本官方文字。後來日本人在漢字的基礎上創制了假名。假名分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音節文字。和朝鮮語拼音文字出現的方式略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漢字的基礎上產生的。日本現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漢字混用，但完全用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語可以說也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過渡。越南語從西元10世紀開始也在漢語的基礎上創制了自己的文字，稱為字喃，也是一種包括表意表音的意音文字。17世紀，歐洲傳教士給越南語制定了拼音文字，後來拼音文字代替了字喃這種意音文字，越南語的文字也完成了從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過渡。從漢字在日本、朝鮮（包括韓國）的演化情況看，似乎可以說漢字還是可以發展成拼音文字的，但我們認為這一過渡過程有兩個重要條件：
首先，漢字是在漢語結構的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有一個文字和語言的適應過程。漢字傳到古代朝鮮半島和日本島，用來書寫朝鮮語和日語，在適應性上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從語音上看，漢字基本上是一個字記錄一個語素一個音節。朝鮮語和日語都是黏著語，一個語素多個音節的情況很多，漢字並不完全適應當地的語言結構。從概念分類上說，漢語的一個詞在日語或朝鮮語中可能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朝鮮語或日語的一個詞在漢語中可能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甚至漢語的詞在日語或朝鮮語中找不到恰如其分的對應詞。比如日語指示代詞是三分的，古漢語是二分的，漢字要記錄日語的三分就比較困難: kole （離說話人近）sole（離聽話人近）ale（離聽話人說話人遠）。ale就沒有合適的漢字書寫。這種不適應性容易引起文字的改革。
其次，當拼音文字出現以前，用漢字書寫的朝鮮語文本和日語文本並不豐富，漢字在一般老百姓生活中也並不普及，因此文字的改革中文本繼承問題並不突出。漢字和漢語、漢文化的關係，與上面討論的各種情況都不同：漢語和漢文化從漢字出現以來一直綿延不斷，漢字沒有遇到漢語和漢文化中斷的問題；漢字是在漢語和漢文化的土壤上通過圖畫記事、表意文字、意音文字等階段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從其他民族語言的文字移植過來的。
這兩點體現了意音文字的原生性。任何自然產生的意音文字都具有原生性。古埃及文字、蘇美爾文字、朝鮮漢字、日本漢字等等，由於語言文化的替換或文字的移植，意音文字的原生性已經丟失。
上面幾種有代表性的意音文字的發展基本上可以概括成四種情況：
一. 隨著語言文化的消亡，文字所書寫的文本變成死文獻。如赫梯意音文字。
二.一種意音文字所記錄的語言被替代，新的語言要求簡化文字，這是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過渡的途徑。蘇美爾楔形字、古埃及文字最後走向拼音文字就屬於這種情況。
三. 一種意音文字在記錄同一種語言的過程中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的轉換，條件是意音文字不是在該語言中原生的，並且意音文字所書寫的文本不是很豐富。如日本、朝鮮的漢字向拼音文字轉換。
四. 一種意音文字一直記錄同一種語言，並且是原生的，意音文字為了繼承文本和統一方言，一直維持在意音文字階段。這是中國的漢字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和第三種情況實際上可以統一成一種情況，即在這兩種情況中，向拼音文字過渡的意音文字都不是原生的。這兩種情況的差別可能只是程度問題，即日語、朝鮮語、越南語使用的意音文字時間稍微長一些。就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看，在語言文化保持連續性的情況下，原生的意音文字沒有一種發展成拼音文字或被拼音文字代替。
或許我們可以說，意音文字的原生性可能是意音文字能夠存在下去的另一個至關重要條件。意音文字是從圖畫記事發展出來的，這種過程是漫長的、自然的、有機的。在意音文字的長期發展過程中，意音文字適應了語言的結構，能夠有機地記錄這種語言，並且在文字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已經記錄了用這種語言思維而形成的大量文本，這種文本又反過來影響口語，這種文本中所積澱的一個民族文化的經驗和知識是指導該民族行動的最重要的遺產。現代很多語言學家相信用什麼樣的文字記錄語言沒有必然聯繫，那只是從制定文字的角度看問題，而且必須以人類對語音有了充分的認識為先決條件。自然文字的產生是沒有這種先決條件的，所以總是從圖畫記事開始，圖畫的分割和組裝要適應語言的單位和單位的組合規則，在能夠區分各種不同類型的馬的語言中，馬的圖形可以有好多種，在區分馬的種類的語言中，馬的圖形可能就比較少。意音文字對語言的適應使這種文字能夠從深層次上繼承一個民族的文化。
瑪雅文字的情況比較特殊。瑪雅文是中美洲土著居民瑪雅民族曾經使用過的古文字，是意音文字。用瑪雅文字書寫的最早文本可以追溯到西元328年，這種文字一直使用到16世紀，長達一千多年。16世紀，由於西班牙人的入侵，開始用西班牙字母記錄瑪雅語，瑪雅文字開始消亡，西班牙文字替代了瑪雅文。現在的墨西哥、瓜地馬拉和洪都拉斯還通行瑪雅語的各種變體，用的是西班牙文字。這說明瑪雅文字不是因為瑪雅語的消亡而消亡的。但瑪雅文字消亡的情況也不應該簡單地被看成拼音文字替代意音文字。這裏有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西班牙入侵者當時通過西班牙語大規模引入了西班牙文化，引入了近代歐洲文明，二是西班牙強行推行拼音文字，實際上是強迫瑪雅人不再通過瑪雅文字承傳瑪雅文化。這種情況本質上可以看成西班牙語言文化在當時成了該地區的權威語言文化。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和法國人在越南推行拼音文字是一樣的。從瑪雅文字和越南字喃的情況可以看出，意音文字要維持下去，他所記錄的語言還應該是這個民族的權威語言。瑪雅文字儘管是原生的意音文字，但從16世紀開始，西班牙語已經逐漸成為瑪雅語分佈區的權威語言，這可能是瑪雅文字消亡的一個主要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現在我們可以把意音文字的存在條件由2個增加到4個： 1．該意音文字所記錄的方言很複雜。2．該意音文字所書寫的古代文本很豐富。3．該意音文字是原生的。4．該意音文字所記錄的是權威語言。
現在我們來分析世界上其他兩種仍然還在使用的意音文字的存在條件，看看這兩種文字是否滿足這4個條件。這兩種文字是納西東巴文字和彝文。
納西族用來記錄納西語的東巴文是一種由圖畫文字演變出來的意音文字。用納西文字書寫的經書又叫東巴經。東巴文產生年代大約在公元11世紀以前，最初只是圖畫文字，後來不斷完善，演變成了現在的意音文字，大體能夠記錄納西語。表意部分包括形聲字和會意字，表音部分都是由原來的表意字元假借而來的，一個字表示一個音節。表意字和表音字又可以共同組成形聲字。東巴文字是在納西語的土壤上自發形成的，所以納西象形文字是原生的。納西東巴文字所記錄的納西語現在仍然是納西族的權威語言，但由於東巴文字發展還不成熟，東巴文主要用來記錄詩歌、傳說、故事和宗教經典，用於日常生活的交流比較少。在這裡還要提出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東巴文的形聲字中，音旁有明顯的藏語影響，不過從地理位置上和兩個民族的交流上看，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納西語至少可以分出東部和西北兩個方言。內部差異也比較大，主要是受藏語、彝語影響。在我們調查過的滇川藏大三角地帶，不同地方的納西語差別很大，不能通話。東巴文由於是意音文字，不同地方的納西族可以用不同的讀音來確定同一個詞，這樣用東巴文字寫的東巴文本就容易為不同方言區的納西族所接收。
納西族地區還出現過哥巴文（或譯為：格巴文），這是納西族用來書寫納西語的音節文字。納西哥巴文來源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大東巴和文裕創制的（李霖燦《哥巴文字典》1945），一種可能是從西藏傳人的（J.F.羅克）。納西語中，哥巴的讀音是g31ba31(ga-31ba31)，直譯為弟子、徒弟，意思是哥巴是東巴的徒弟。因此哥巴文更可能是大東巴創制的。無論哥巴文的來源是哪一種，其拼音文字的屬性是比較明確的。意音文字的東巴文和拼音文字的哥巴文同時在納西族中並存，這就為我們比較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存在條件提供了可能。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用哥巴文書寫的哥巴經比用東巴文書寫的東巴經少得多。國內現存東巴經一萬多冊，北京圖書館、雲南東巴經研究室就有八千多冊。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有三千多冊，哈佛燕京圖書館有五百多冊。說明用東巴文記錄的文本是很豐富的。哥巴文的起源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早于東巴文，一種說法是只有100多年的時間，無論比較哪一種時間範圍，東巴經都比哥巴經要豐富得多。這說明代表意音文字的東巴文比代表拼音文字的哥巴音節文字使用範圍更廣泛。從文字的完善程度看，東巴文的完善程度不如哥巴文，因為東巴文中還有些字圖畫性很強，有時候不容易判斷它們代表語言中的哪些詞。但即使在東巴文記錄語言不很完善的情況下，納西族仍然多用東巴文來記事。可見，東巴文的存在和意音文字的四個條件是有關係的。1957年政府為納西族創制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由於納西語方言的差異，這種拼音文字的推廣遇到了很多困難。
彝文的情況與此類似。彝文是表意音節文字，彝文的表意部分包括象形、指事、會意。一個字一個音節。字數較少，因此假借字很多。彝文沒有發展到拼音文字。
彝文滿足意音文字存在的四個條件。彝文是在彝語的環境下原生的。彝文所記錄的彝語是彝族的權威語言。彝語的方言分歧很大。彝語有東部、南部、西部、北部、東南部、中部六大方言。實際上根據我們初步的調查，按照不能通話來計算，至少有幾十個土語，記錄這些不同的土語也不可能用統一的拼音文字。
東巴文和彝文都不是移植的意音文字。東巴文和彝文是否能長期存在下去？現在還不好斷定，因為納西族和彝族說漢語的人越來越多，如果漢語最終成為權威語言，這兩個民族自己的文字就會受到威脅。
4.符咒層面的探討
符者，符號也，圖像也，無論在各文化中具體稱謂如何，都是主要通過視覺衝擊影響人類的；咒者，特定的聲音也，也無論在各文化中具體稱謂如何，都是主要通過視覺衝擊影響人類的。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如果能量的影響足夠大，也可以超越人類現有已知的感知手段直接對人的精神和肉體發生影響。
從上面的探討可以看出，納西人的東巴文和哥巴文，由於在地理、文化和族源上，與西藏關係緊密，因此要探究其術法，主要應從此二者的關係出發來研究，不過，由於納西人的意識形態受漢人的影響也十分突出，因此不應該放棄在這一方面的探索，不過由於漢人對納西文化的影響主要在世俗生活方面，因此要研究納西人的高深術法，還是應以納西與西藏的關係入手。而苗人由於在地理、文化和族源上，與中原關係緊密，因此要探究其術法，那就得主要應從彼二者的關係出發來研究，特別是研究苗人與道家的關係。不過苗人術法在民族遷徙過程中與泰國的降頭術關係也甚爲緊密，因此，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我覺得，納西人的宗教與藏傳佛教關係甚密，而苗人術法與道教關係甚密。但是！但是由於漢藏文化的同源性特徵十分突出，因此在更高層次上也可以放在一個統一體中研究，只是這樣研究要有以上研究作爲基礎，絕對不能跨越！
大體就是這樣，我看，這也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因爲在網上的緣故，很多東西因疏懶而不及深入推演了。

[lh1041]

沈先生提出苗人術法和納西東巴文的關係這個課題，這就好像一個博士論文題目，我老頭子幾十年沒參加考試了，正好借此機會來考一考，不過這不是什麼答案，僅僅是一些資料羅列和個人看法而已。沈先生的題目，就我所知，回復如下，在探討前，先在第1、2部分裏頭，羅列一些重要資料並對這些資料稍作引申和發掘：

1.苗人的來歷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就有關於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記載，這就是從黃河流域直到長江中游以南被稱為“南蠻”的氏族和部落。

有的史學家曾認為，《尚書•呂刑》中“黃帝之時”以“蚩尤”為首的“苗民”部落以及《史記•五帝本紀》中的“三苗”，就是苗族的先民；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炎帝、黃帝、九黎三大部落，是中華民族祖先最早的三大群體，其中苗族先民所屬的部落就是以蚩尤為首領的“九黎”。

“九黎”部落最早活動於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四五千年前，在蚩尤的率領下，“九黎”部落向黃河以北推進，進程中與炎、黃兩大部落發生衝突。涿鹿之戰中，“九黎”被炎、黃部落聯軍擊敗，蚩尤在涿鹿之戰中被擒殺害。從那以後，“九黎”部落的後裔都尊奉蚩尤為始祖。苗族人民把懷念姑祖功德，賦予神的形象來紀念。今滇川黔的一些苗族所尊奉的“天神”的“楊婁古侖”就是對始祖蚩尤的苗語稱呼。

“九黎”部落被炎黃部落聯軍擊敗之後，大部分退居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堯、舜、禹時期，聚居在長江中下游的“九黎”部落逐步發展形成了“三苗”部落。“三苗”部落分佈廣，且實力雄厚，長期同堯、舜、禹作戰，但最後仍遭失敗，大部分被迫西遷到長江中游和洞庭湖區域。

商周以後，苗族和南方其他少數民族被統稱為“南蠻”。“南蠻”中“大半苗族之裔也”（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武王伐紂，南方“國”首領“鬻熊”帶兵助戰有功，被封為“楚祖”後建立了楚國。因受“鬻熊”一名的影響，楚國一些君主的名字多數都帶“熊”字。居住在滇川黔毗鄰地區自稱“仡熊”的苗族，至今仍保留著許多和古代荊楚語言相同的語言成份。範文瀾的《中國通史》中說：“楚國就是苗族的國家”。史書中也有關於苗族和歷史上的“三苗”有血緣關係的記載，說“苗人，古三苗之裔也”。

昭通、川南等地的苗族，為“南蠻”中“武陵蠻”的一部分。古代的四川敘永等地曾是“武陵郡”轄地，“凡土著皆苗民”，而且，“喪用布匹裹屍入棺，必合甲子乃葬，東向橫埋”（《敘永史料》）。這種喪葬習俗與民國初年以前滇東北毗鄰地區苗族的葬俗相同。此外，婚俗中，送新娘去丈夫家成親，必須繞道東方進屋；在苗族蠟染的白褶裙上，描繪的由黃河到長江，以及大西南的山川、森林花紋圖案等，都能表現出苗族對東方故土的思念。

苗族在古代沒有固定統一的民族稱呼。四五千年以前，由許多民族組成的部落聯盟（包括苗族先民）統稱“九黎”。商周時期的“國”組織，其主要居民即稱“”或“髦”（苗的同音異寫）。這就是後來“苗”稱呼的雛形。

秦、漢時期，長江中游及洞庭湖地區被稱為“黔中蠻”、“五溪蠻”、“武陵蠻”的民族，以及武陵蠻中按地域不同被稱為“澧中蠻”、“零陽蠻”、“淺中蠻”的群體，都有苗族先民。

唐、宋、元、明、清歷朝與苗族的關係日漸頻繁，對苗族的認識也逐漸加深，於是“苗”遂從若干少數民族混稱的“蠻”中脫離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族稱載現於史冊。這時期真正屬於“苗”這一稱呼的苗族，則又根據居住地域、服飾花樣、語言特點的差異，被冠以種種“苗”的稱呼，常見的有“花苗”、“黑苗”、“白苗”、“紅苗”、“高山苗”、“壩下苗”等上百種。

《說文》載：“苗，草生於田，從草從田”；《段注》有“按苗之故訓，禾田”之說。因“苗”是作物的象徵，所謂“苗人”就是種田人，從而說明，苗族在古代是一農業民族，由於苗族先民聚居長江中下游和洞庭湖等地，憑肥田沃土，世代以“苗”為業，故歷史學即以“苗”命名，已普遍為苗族人民所接受。　

也有人認為，苗族與《尚書•牧誓》中殷周時期的“髦”人有比較密切的關係；有一部分則認為苗族系出自傳說中的“磐瓢”系統狗部落。

較多的學者主張，約在我國秦漢之際，苗族先民就已居住在今湘西等地的五溪地區，系史稱“五溪蠻”或“武陵蠻”、“長沙蠻”的一部分。後來，他們陸續向西南遷徒，逐漸在湘、黔、桂、川等省邊區分散定居，並逐漸在貴州形成較大的居住點。

關於苗族出現在雲南的時間，過去曾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早在唐朝時期就已有部分苗族先民居住在今文山州一帶；另一種認為鑿族自明、清以後才分別由貴州、四川、廣西等地遷入。

根據有關史籍記載，大約在唐朝初年前後，就已有部分苗族湘、黔、川、鄂等地遷入雲南東南部地區，隨即成了當時“南詔”統治區域範圍之內的少數民族之一。鹹通年間，當“南詔”軍隊南下攻安南都護府時，便調動了距安南都護府北部與“南調”接境地方的苗族先民(史稱“苗眾”)參加。《蠻書》的作者樊綽前往與“南沼”將領交涉時，便親自見到“苗眾”進入“南詔”軍隊營柵，所以樊綽作了如下記述：“黔、涇、巴、夏四邑苗眾，鹹通三年(西元八六二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指南詔)朱道古營柵競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拓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為一國之由。祖乃盤瓢之後。其蠻賊楊羌等雲綻盤古之後。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事。成通五年(西元八六四年)六月，左授獎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謗大首領。”當時出現在“南詔”軍營黔、經、巴、夏的“苗眾”，當有一部分是在此之前就已居住在安南都護府北部與“南詔”接境地方、即今文山州一帶的苗族先民。這部分苗族先民，在參加“南調”軍隊攻安南都護府的過程中，便與“南詔”將領楊阿觸、拓東判宮楊忠義等“話得姓名”，並提出“立邊城自為一國”，在商談過程中，按照他們的傳統風俗進行了“盤古根”，並說明自己的民族是從黔、涪、巴、燙一帶遷來的，其“祖乃盤瓤之後”。接《蠻書》這段記錄，不僅說明來自“黔、涪、巴、夔四夷苗眾”與“盤瓤”氏族部落集團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而且說明唐代苗族的分佈區域已經從湘西、黔東一帶遍及到了今川東、川東南、鄂西南以及今雲南文山等地。

以後，分佈在雲南的部分苗族，並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詔”、“大理”時期的東部“烏蠻”之中，在“納垢部”(今馬龍縣)、“羅雄部”(今羅乎縣城)取得過統治地位，此二部之首領都以“盤胍”後裔自命。根據《元史•地理志》追述：“馬龍州，夷名曰撤匡。昔焚、刺居之，盤胍裔納垢逐舊蠻有其地，至羅直內附，於本部立千戶。至元十三年(西元一二七六年)改為州”。“盤胍”是傳說中苗、瑤族的祖先，依此之說，“馬龍州”在“南詔”、“大理”時為“烏蠻”、“自蠻”共居，但曾一度有“盤胍裔(苗族)納垢逐舊蠻而有其地”，統治了這個“贊、刺”人居住的地區。《元史•地理志》又說：“羅雄州，與溪洞蠻僚接壤……夷名其地為塔敝納甸。俗傳盤瓢六男，其一日蒙由邱，後裔有羅雄者居此甸，至其孫普恐，名其部曰羅雄。憲宗四年(西元一二五四年)內附。至元十三年，割夜直部為羅雄州。”“羅雄、夜直”二部為“南詔”、“大理”時期東方“烏蠻”三十七部中的一部分，元朝初年，將此二部併入“羅雄州”。在此之先，“羅雄部”(今羅乎縣城)、“夜直部”(今羅平縣北、富源縣東南)，即住有“盤胍六男”之一的“蒙由邱”的後裔。直至近代，分佈在雲南境內的苗族，絕大多數自稱中都冠有“蒙”一音，這不僅說明“蒙”這個自稱與“蒙由邱”有著直接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近代分佈在文山等地區的苗族，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由唐朝時期從“黔、涪、巴、夔”遷來的“四邑苗眾”，發展而來的。

雲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元、明、清各代由黔、桂、川等地陸續遷來。這一部分，除在一些地方誌書中有零星記載之外，則大量流傳於苗族民間口頭傳說中。據清道光《威遠廳志》卷三記載：“安乎廳(時屬開化府，治今文山)境，舊有黔、粵苗”。民國《馬關縣誌》卷二載：“苗族本三苗後裔，其先自湘窟黔，由默人滇，其來久矣”。民國《丘北縣誌》卷二載：苗族“明初由黔遷入”。這些“苗民”、“三苗後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後便分別從貴州、廣西一帶遷來的苗族，其中顯然也包括唐朝時期的“黔、涪、巴、夔四邑苗眾”的後裔。

近代文山、馬關、硯山、麻栗坡、丘北等縣都有不少苗族，同時並延伸到紅河州的蒙自、金平、屏邊、河口等地，但清朝時期以前都居住在開化府。近代楚維地區各縣皆有數量不等的苗族。據清道光《大姚縣誌》卷七載：“蠻子……居高山陡壁，其上下如飛。男女皆衣麻布長衣，以麻布裹腿，帶刀辟山地種乾糧。善擲石，投數丈外，發無不中，標槍勁弩尤為鋒厲。此種向來所無，近年土著民人自江外招來種地，前後教正裏山中已數百家。”就生活習俗等方面看，這顯然指的是苗族。據今楚雄、武定、祿勸、大姚部分苗族的傳說，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先是清代中葉前後由貴州遷來。這與史籍記載基本相合。

此外，昭通和巧家縣部分苗族自言其祖先系清初經湖南至貴州、康熙年間由貴州遷入昭通的；篙明、路南、昆明等地苗族，自言長輩是清末光緒或宣統年間由貴州遷來；宜良、威信熊姓、楊姓苗族，有的自言祖先約在四百年前後由貴州遷來；西疇八布荒田的苗族，自言約在五代以前由貴州遷來；麗江四區三仙鄉的苗族，自言約在四代以前由貴州老鴉灘遷來。在相當一段時期中，遷到雲南境內的苗族由於受到地方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和自然條件的限制，仍在不斷四處遷徒。如有的曾從開化(今文山、硯山等地)遷往蒙自一帶，後因不堪蒙自統治者壓迫而又遷往金平、屏邊、河口一帶。

苗族現在主要聚居於貴州省東南部、廣西大苗山、海南島及貴州、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廣西等省區的交界地帶。人口７３９.８萬（１９９０年第４次人口普查），在各少數民族中居第四位。苗人所居之地，有人統稱“苗疆”。

苗族有自己的語言，苗語屬漢藏語系苗瑫語族苗語支，分三大方言：湘西、黔東和川黔滇。苗人本無文字，１９５６年後，設計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但這種文字方案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民族文化中是不起什麼作用的。由於苗族與漢族長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漢語並用漢文。

2.納西人的來歷

關於納西族的族源，有兩種主要的見解，一種是古代羌族南遷說，另一種是土著農耕部落和南下遊牧民族的融合說。

從唐以後，納西族的分佈地區均無太大變化，即其中心穩定在川、藏、滇交界處的雅礱江、鹽井河及金沙江流域一帶。其間又以麗江壩、拉市壩、七河壩等壩區及金沙江河谷地帶分佈最為集中。由於特殊的風俗和宗教的原因，人們對寧蒗永寧的納西族（摩梭人）和迪慶白地地區的納西族（阮可人）似乎特別關注。

在漢代和漢代以前，納西族的先民還處於一種流動的生活狀態，即從事採集，遊獵到遊牧。由晉代到宋代，納西族作為一個穩定、獨立的群體，從流動進入定居，部落勢力紛紛崛起，並開始在唐、吐蕃、南詔三大勢力之間嶄露頭角。元代時，納西族結束部落間各自分立，完成全民族的統一，忽必烈於1252年革囊渡江，納西首領依附元軍。明代是納西族發展的輝煌時期，明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納西族率先歸附，獲賜木姓，木氏土司崇尚漢學。清代雍正年間後實行“改土歸流”，土司改為土通判，由流官進行管理，推行一系列中原文化，漢族和納西族的交流，也達到了空前未有的深度。近代以來特別是抗戰期間，鄰國越南、緬甸及中國大片國土淪陷，麗江成為中、印國際貿易通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給麗江古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納西族主要聚居于雲南省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其餘分佈在維西、中甸、寧蒗、德欽和四川鹽邊、鹽源、木裏及西藏的芝康等縣。據史學家考證，納西族原是中國西北古羌人的一個支系，大約在西元三世紀遷徙到麗江地區定居下來。人口２７．８００９萬（１９９０年第４次人口普查）。

早在一千多年前，納西族創造了這個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東巴象形文字和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東巴經。東巴象形文字，納西語叫做“森究魯究”，意為依據物體形態畫出來的痕跡。流傳於海內外兩萬余卷東巴經的內容，涉及到納西族人民各方面的知識，被中外學者譽為“納西族古代的百科全書”。１９５７年設計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但這種文字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民族文化中也不起什麽作用。.

納西族普遍信奉“東巴教”，一部分人信仰喇嘛教。納西族原來信仰東巴教、喇嘛教以及天、地、山、水等自然神，但從人數來説，“東巴教”是普遍信奉，喇嘛教是少數信仰。納西以農曆記年。不少節日，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均與當地漢族大致相同，其中春節是最大的傳統節日。還有男女合婚看八字等與漢族接近的習俗。

因此，從上面看出，苗族和納西族各有不同的來源，他們早在父系氏族時期民族雛形產生之前就已經分流了。

3.從文字學上探討，爲了容易使人領會，先以漢字為分析引導，再由漢字切入其他各音意文字，包括納西東巴文。因苗人無文字，１９５６年後設計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民族文化中不起什麽作用，所以略而不論。

在人類的起源、進化和發展過程中，文字的出現是繼語言之後的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文字的出現使人類從原始時期進入了文明時期。文字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有兩個重要功能：一是由文字形成的文本使文化的承傳和傳播比純口語的史詩傳說更為有效，二是使高層次的思維活動能夠得到充分的展開，借助文字的筆算活動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僅僅依賴口語的心算活動。

文字有兩種類型：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漢字、納西象形文字、彝文都屬於意音文字。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都滿足上面提到的文字的兩種重要功能，因此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很多學者認為一個民族選擇意音文字還是拼音文字是任意的，由於拼音文字系統比較簡單，拼音文字取代意音文字是文字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此，我們認為，從文字自然發生發展的角度看，一個民族選擇意音文字還是拼音文字，並不是任意的，自然產生的文字（自然文字）都是意音文字；文字的發展趨勢也不完全取決於文字系統的簡單程度。文字選擇的背後隱藏了一個民族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重要資訊，一個民族的特殊語言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自然文字的發生發展方向，自然文字的發展方向反過來又深刻影響了一個民族高層次思維活動的取向，中國哲學具有明顯的經學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漢字文本具有很強的超空間和超時間功能，使哲人容易面對古代經典。對哲學形態和思想史的追問往往伴隨著對文字形態的追問。

萊布尼茨（G.W.Leibniz）曾經希望建立一種“普遍的文字”，這種文字應該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一個字表達一個概念，就象數學符號系統。借助這種文字，不同的民族可以相互交流思想，並用自己的語言去閱讀這種文字。萊布尼茨設想的普遍文字，我們認為就是意音文字，即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其表意特點就在於通過不同的字把不同的語素或詞區別開來，其表音特點在於不同方言地區或不同民族地區的人按照自己的語音來認字，就像現代的數學公式，不同方言地區或不同民族地區的人用自己的語音來閱讀同樣的公式。

普遍文字是科學理論全球化的重要條件。在我們看來，普遍文字必須滿足下面兩個條件，一是不同的概念要用不同的字形區分，二是代表同一個概念的字形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方言中或不同民族的語言中讀音不一樣。實際上數學、物理學、化學、電腦科學中的很多符號系統都帶有普遍文字的特點，都是意音文字化或半意音文字化的符號。

萊布尼茨是站在拼音文字的角度討論普遍文字的，普遍文字的觀念對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來說是一種嶄新的創建。但對於說漢語、納西語、彝語的人來說，普遍文字的觀念不應該是一種陌生的觀念，因為漢字、納西東巴文、彝文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意音文字，這些意音文字的長期存在本身就體現了普遍文字的很多屬性。實際上世界上所有自然形成的文字，都是意音文字，如古埃及文字、蘇美爾文字、赫梯文字等，但是為什麼這些自然文字和漢字不同，後來都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沒有以普遍文字的方式維持在意音文字的狀態？

我們曾討論過漢字長期存在的條件，認為漢字產生的殷商時代，漢語已經有了明顯的方言分歧，要使不同的方言由相同的文字來書寫，漢字從一開始就需要保持在和表意相關的意音文字階段。殷商以後，漢語方言的分歧仍然很大，漢字對書寫不同的方言仍然是最有效的。現代漢語方言仍然存在很大分歧，需要用漢字來書寫，拼音文字在漢語方言消失以前還不能代替漢字。用漢字書寫下來的文本浩如煙海，難以用拼音文字轉寫，從繼承文化的角度看，拼音文字也不能取代漢字。概括地說，漢字的存在有兩個重要條件：1．漢字的超方言功能。2．漢字繼承古代文本的功能。

漢字是一種典型的意音文字。漢字存在的兩個重要條件是否在其他民族語言的意音文字中也存在？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來追問：古埃及意音文字、蘇美爾意音文字等世界上其他意音文字都變成了拼音文字，難道這些意音文字就沒有超方言功能和承傳文本的功能？下面我們將結合其他民族語言文化的特殊背景，進一步來論證意音文字存在的這兩個條件，並將提出意音文字得以維持下去的另外兩個重要條件：意音文字的原生性和意音文字所記錄的語言的權威性。

為了明確回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我們先要弄清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區別的實質。從根本上說，造字方式只有表意和表音兩種，意音文字不過是這兩種方式的結合。同樣，從根本上說，完整記錄語音的文字體系只有兩種，意音文字和純表音文字（又叫拼音文字）。能夠完整記錄一種語言的純表意文字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語言都有大量不可象形和會意的語素或詞。

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的本質區別在於記錄語言的方式，意音文字可以區別語言中的兩種資訊：一是通過不同的字形把不同的音位或音節區別開，二是通過不同的字形把讀音相同的不同語素或詞區別開。

拼音文字只通過字母記錄一個語言的音節或音位。不同的語素或詞，只要讀音相同，字形都相同。比如英語的book，代表了“書”和“預定”兩個詞，由於這兩個詞的語音形式相同，都寫成相同的字，所以只提供了第一種資訊。意音文字也必須記錄語言的語音，不過意音文字除了記錄語音，還要通過象形、會意等表意方式或各種筆劃把不同的語素或詞區別開來，也就是說，即使兩個語素或詞的語音形式一樣，只要是不同的語素或詞，通常都要通過形體區別開來，比如“長、常、場、嘗、腸、償”等不同的語素或詞，儘管語音形式相同，但通常不把它們寫成相同的字，而是要保留它們在字形上的區別，以便說明它們是不同的語素或詞。所以意音文字的字數很多。漢字是典型的意音文字，字的數量很大。意音文字提供了上面談到的兩種資訊。當然，意音文字提供的第一種資訊和拼音文字提供的語音資訊有所不同，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讀音通常是一一對應的，意音文字不是。

有人把漢字說成是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都是一種比喻或形象的說法，嚴格說來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這種說法使人誤以為漢字只和表形表意有關係，和語音沒有關係。這種說法的產生是因為系統的漢字形成以前普遍使用過象形和會意的方法。事實上完整的文字系統必須完整地記錄一個語言的讀音，漢字和所有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一樣，也必須完整地記錄漢語的讀音。漢字作為意音文字，除了表意，還表音。一個漢字往往一般是一個音節，所以漢字是通過字形記錄漢語音節的文字。

也有人把漢字稱為語素音節文字或語詞音節文字，這些名稱是為了反映漢字既表音又表義的意音文字性質。語素音節文字的提出還反映了字體變化對象形字和會意字的影響。漢字在早期的造字過程中廣泛使用了象形和會意的方法，當時這些象形字和會意字都能從形體上體現出語素或詞的意義，但隨著文字字體的演化，人們已經很難從象形字和會意字中看出語素或詞的意義，繼續把這些字稱為象形字和會意字也不太合適。不過儘管字體變化了，象形和會意已經看不出來了，但在同音語素或同音詞中，這些漢字仍然能把這些語素或詞區別開，所以可以稱為語素音節文字。

通過對漢語這種活生生的意音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意音文字在記錄語言時提供的信息量和表音文字相比是不樣的，因為對於具有相同語音形式的一組不同的語素或詞來說，表音文字所用的字都一樣，但意音文字還要從字形上把這些語素區別開來。從這個角度看，意音文字有助於區分同音語素或同音詞。漢字在這方面是最典型的，學會漢字不僅僅是學會一種拼音規則，而且還掌握了漢語的語素。也正是由於意音文字通常能夠把同音語素或同音詞區分開來，它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一個字一個音形的原則來造字。

我們現在知道的世界上有影響的意音文字主要有：中國的漢字、古埃及文字、赫梯文字、蘇美爾文字、瑪雅文字、納西東巴文字、彝文、水書（水族文字）。這些古老的意音文字中，唯獨中國的漢字、納西東巴文字、彝文和水書（水族文字）能夠延續至今。於是我們就回到了本文的核心問題上：古埃及意音文字、赫梯意音文字、蘇美爾意音文字為什麼會消亡或被其他拼音文字替代，難道這些意音文字就沒有超方言和繼承文本的功能？現在我們來分析這些意音文字在不同的演化過程中有什麼不同的條件。

赫梯意音文字是西元前1400年至西元前500年用來書寫赫梯語（Hittitelanguage）的意音文字。赫梯語是已經消亡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其意音文字沒有存在下去，是因為語言文化消亡了。

蘇美爾意音文字是55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創造的文字，又叫楔形字（cuneiform），因其筆劃象楔子或釘子而得名。楔形字也有意符和音符，最早用來書寫蘇美爾人的蘇美爾語，長達一千多年。用蘇美爾楔形字書寫的文本也很豐富，至今已經發現西元前2000年前的文學作品泥板達3000多片，還有數以萬計的其他文本泥板。我們注意到，蘇美爾楔形字最終沒有作為意音文字存在下去，而是變成了拼音文字，不是因為沒有文本繼承功能，而是因為蘇美爾楔形字並不像漢字那樣一直記錄同一種語言。蘇美爾楔形文字在記錄了一千多年的蘇美爾語以後，又被用來書寫屬於閃米特語系的阿卡德語達一千多年。後來傳播到亞洲西北，為很多民族採用。每當書寫一種新的語言時，說該語言的人就簡化蘇美爾楔形字。西元前18世紀用來書寫巴比倫語的巴比倫楔形字已經只用640個基本字，意符數量減少了很多。西元前9世紀到西元前7世紀書寫亞述語的亞述楔形字，常用字符只有300來個，意符進一步減少。西元前5世紀阿拉米人用來書寫阿拉米語的新阿拉米文，只用了113個楔形字，其中音符就占80個。後來波斯人只用41個楔形字，其中36個是表音的字母。波斯人的文字已經基本上拼音化了。可以看出，蘇美爾楔形字從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的過渡的過程中，每一次意符比例的減少和音符比例的增加，都是在語言替換的情況下發生的。在記錄同一種語言的時期，文字的體系相對是比較穩定的，這種穩定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在於對同一種語言文本的繼承。同一種語言中方言的分歧也要求文字體系的相對穩定性。蘇美爾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一直在不斷替換。當一種文字所記錄的語言被替換時，對於新的語言來說，就不存在文本繼承問題。當蘇美爾文字由記錄蘇美爾語改為記錄其他語言，說其他語言的民族由於不涉及文本繼承的問題，可以對蘇美爾意音文字進行改革。

古埃及文字的演化過程和蘇美爾文字的演化過程相似。古埃及文字又叫埃及聖書文字（hieroglyphics），是五千多年前埃及第一王朝創造的文字。和漢字一樣，這種意音文字是由意符（包括各種抽象的記號）和音符組成，音符大都是從早期的意符通過假借的方式轉化過來的。這種文字在古埃及使用了三千多年，記錄了大量的文本。我們同樣可以觀察到，古埃及文字的衰亡不是因為這種文字不再能記錄古埃及的語言，而是因為整個古埃及的語言文化被別的民族取代了。古埃及一度是一個強盛的文化集團，但是這個文化集團不斷遭到異族侵略，加上自然條件的逐漸惡化，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整個被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取代了。大約在西元前15世紀，腓尼基人在古埃及文字的基礎上創造了比布魯斯字母(Byblosalphabet)，這是一種只記錄輔音不記錄母音的文字，母音根據上下文臨時確定，只有22個字母。古埃及文字發展到腓尼基文字並不等於古埃及語言也轉換成了腓尼基語言，也不等於古埃及文本就直接轉換成了腓尼基文本，古埃及語言和腓尼基語言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古埃及文化和腓尼基文化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古埃及意音文字發展到腓尼基拼音文字，也是在語言和文化的替換過程中形成的。

上面的分析無非體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意音文字隨著語言文化的消亡而消亡，如赫梯文字，一種是意音文字的語言被替換了，即被用來書寫另一種語言，意音文字開始向拼音文字過渡。現在我們來看在語言不被替換的情況下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過渡的條件。朝鮮（包括韓國）、日本、越南使用漢字的過程可以代表這種情況。韓語在西元1444年以前一直使用漢字這樣一種意音文字，西元1444年朝鮮人創建了拼音文字。這是真正的在同一種語言文化的基礎上實現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種語言文化基礎上用拼音文字替換意音文字。日語文字的情況類似。日語最早也是使用漢字。漢字大約是在西元前4-5世紀由中國經朝鮮半島傳人日本，稱為古代日本官方文字。後來日本人在漢字的基礎上創制了假名。假名分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音節文字。和朝鮮語拼音文字出現的方式略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漢字的基礎上產生的。日本現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漢字混用，但完全用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語可以說也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過渡。越南語從西元10世紀開始也在漢語的基礎上創制了自己的文字，稱為字喃，也是一種包括表意表音的意音文字。17世紀，歐洲傳教士給越南語制定了拼音文字，後來拼音文字代替了字喃這種意音文字，越南語的文字也完成了從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過渡。從漢字在日本、朝鮮（包括韓國）的演化情況看，似乎可以說漢字還是可以發展成拼音文字的，但我們認為這一過渡過程有兩個重要條件：

首先，漢字是在漢語結構的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有一個文字和語言的適應過程。漢字傳到古代朝鮮半島和日本島，用來書寫朝鮮語和日語，在適應性上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從語音上看，漢字基本上是一個字記錄一個語素一個音節。朝鮮語和日語都是黏著語，一個語素多個音節的情況很多，漢字並不完全適應當地的語言結構。從概念分類上說，漢語的一個詞在日語或朝鮮語中可能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朝鮮語或日語的一個詞在漢語中可能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甚至漢語的詞在日語或朝鮮語中找不到恰如其分的對應詞。比如日語指示代詞是三分的，古漢語是二分的，漢字要記錄日語的三分就比較困難:kole（離說話人近）sole（離聽話人近）ale（離聽話人說話人遠）。ale就沒有合適的漢字書寫。這種不適應性容易引起文字的改革。

其次，當拼音文字出現以前，用漢字書寫的朝鮮語文本和日語文本並不豐富，漢字在一般老百姓生活中也並不普及，因此文字的改革中文本繼承問題並不突出。漢字和漢語、漢文化的關係，與上面討論的各種情況都不同：漢語和漢文化從漢字出現以來一直綿延不斷，漢字沒有遇到漢語和漢文化中斷的問題；漢字是在漢語和漢文化的土壤上通過圖畫記事、表意文字、意音文字等階段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從其他民族語言的文字移植過來的。

這兩點體現了意音文字的原生性。任何自然產生的意音文字都具有原生性。古埃及文字、蘇美爾文字、朝鮮漢字、日本漢字等等，由於語言文化的替換或文字的移植，意音文字的原生性已經丟失。

上面幾種有代表性的意音文字的發展基本上可以概括成四種情況：

一.隨著語言文化的消亡，文字所書寫的文本變成死文獻。如赫梯意音文字。

二.一種意音文字所記錄的語言被替代，新的語言要求簡化文字，這是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過渡的途徑。蘇美爾楔形字、古埃及文字最後走向拼音文字就屬於這種情況。

三.一種意音文字在記錄同一種語言的過程中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的轉換，條件是意音文字不是在該語言中原生的，並且意音文字所書寫的文本不是很豐富。如日本、朝鮮的漢字向拼音文字轉換。

四.一種意音文字一直記錄同一種語言，並且是原生的，意音文字為了繼承文本和統一方言，一直維持在意音文字階段。這是中國的漢字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和第三種情況實際上可以統一成一種情況，即在這兩種情況中，向拼音文字過渡的意音文字都不是原生的。這兩種情況的差別可能只是程度問題，即日語、朝鮮語、越南語使用的意音文字時間稍微長一些。就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看，在語言文化保持連續性的情況下，原生的意音文字沒有一種發展成拼音文字或被拼音文字代替。

或許我們可以說，意音文字的原生性可能是意音文字能夠存在下去的另一個至關重要條件。意音文字是從圖畫記事發展出來的，這種過程是漫長的、自然的、有機的。在意音文字的長期發展過程中，意音文字適應了語言的結構，能夠有機地記錄這種語言，並且在文字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已經記錄了用這種語言思維而形成的大量文本，這種文本又反過來影響口語，這種文本中所積澱的一個民族文化的經驗和知識是指導該民族行動的最重要的遺產。現代很多語言學家相信用什麼樣的文字記錄語言沒有必然聯繫，那只是從制定文字的角度看問題，而且必須以人類對語音有了充分的認識為先決條件。自然文字的產生是沒有這種先決條件的，所以總是從圖畫記事開始，圖畫的分割和組裝要適應語言的單位和單位的組合規則，在能夠區分各種不同類型的馬的語言中，馬的圖形可以有好多種，在區分馬的種類的語言中，馬的圖形可能就比較少。意音文字對語言的適應使這種文字能夠從深層次上繼承一個民族的文化。

瑪雅文字的情況比較特殊。瑪雅文是中美洲土著居民瑪雅民族曾經使用過的古文字，是意音文字。用瑪雅文字書寫的最早文本可以追溯到西元328年，這種文字一直使用到16世紀，長達一千多年。16世紀，由於西班牙人的入侵，開始用西班牙字母記錄瑪雅語，瑪雅文字開始消亡，西班牙文字替代了瑪雅文。現在的墨西哥、瓜地馬拉和洪都拉斯還通行瑪雅語的各種變體，用的是西班牙文字。這說明瑪雅文字不是因為瑪雅語的消亡而消亡的。但瑪雅文字消亡的情況也不應該簡單地被看成拼音文字替代意音文字。這裏有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西班牙入侵者當時通過西班牙語大規模引入了西班牙文化，引入了近代歐洲文明，二是西班牙強行推行拼音文字，實際上是強迫瑪雅人不再通過瑪雅文字承傳瑪雅文化。這種情況本質上可以看成西班牙語言文化在當時成了該地區的權威語言文化。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和法國人在越南推行拼音文字是一樣的。從瑪雅文字和越南字喃的情況可以看出，意音文字要維持下去，他所記錄的語言還應該是這個民族的權威語言。瑪雅文字儘管是原生的意音文字，但從16世紀開始，西班牙語已經逐漸成為瑪雅語分佈區的權威語言，這可能是瑪雅文字消亡的一個主要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現在我們可以把意音文字的存在條件由2個增加到4個：1．該意音文字所記錄的方言很複雜。2．該意音文字所書寫的古代文本很豐富。3．該意音文字是原生的。4．該意音文字所記錄的是權威語言。

現在我們來分析世界上其他兩種仍然還在使用的意音文字的存在條件，看看這兩種文字是否滿足這4個條件。這兩種文字是納西東巴文字和彝文。

納西族用來記錄納西語的東巴文是一種由圖畫文字演變出來的意音文字。用納西文字書寫的經書又叫東巴經。東巴文產生年代大約在公元11世紀以前，最初只是圖畫文字，後來不斷完善，演變成了現在的意音文字，大體能夠記錄納西語。表意部分包括形聲字和會意字，表音部分都是由原來的表意字元假借而來的，一個字表示一個音節。表意字和表音字又可以共同組成形聲字。東巴文字是在納西語的土壤上自發形成的，所以納西象形文字是原生的。納西東巴文字所記錄的納西語現在仍然是納西族的權威語言，但由於東巴文字發展還不成熟，東巴文主要用來記錄詩歌、傳說、故事和宗教經典，用於日常生活的交流比較少。在這裡還要提出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東巴文的形聲字中，音旁有明顯的藏語影響，不過從地理位置上和兩個民族的交流上看，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納西語至少可以分出東部和西北兩個方言。內部差異也比較大，主要是受藏語、彝語影響。在我們調查過的滇川藏大三角地帶，不同地方的納西語差別很大，不能通話。東巴文由於是意音文字，不同地方的納西族可以用不同的讀音來確定同一個詞，這樣用東巴文字寫的東巴文本就容易為不同方言區的納西族所接收。

納西族地區還出現過哥巴文（或譯為：格巴文），這是納西族用來書寫納西語的音節文字。納西哥巴文來源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大東巴和文裕創制的（李霖燦《哥巴文字典》1945），一種可能是從西藏傳人的（J.F.羅克）。納西語中，哥巴的讀音是g31ba31(ga-31ba31)，直譯為弟子、徒弟，意思是哥巴是東巴的徒弟。因此哥巴文更可能是大東巴創制的。無論哥巴文的來源是哪一種，其拼音文字的屬性是比較明確的。意音文字的東巴文和拼音文字的哥巴文同時在納西族中並存，這就為我們比較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存在條件提供了可能。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用哥巴文書寫的哥巴經比用東巴文書寫的東巴經少得多。國內現存東巴經一萬多冊，北京圖書館、雲南東巴經研究室就有八千多冊。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有三千多冊，哈佛燕京圖書館有五百多冊。說明用東巴文記錄的文本是很豐富的。哥巴文的起源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早于東巴文，一種說法是只有100多年的時間，無論比較哪一種時間範圍，東巴經都比哥巴經要豐富得多。這說明代表意音文字的東巴文比代表拼音文字的哥巴音節文字使用範圍更廣泛。從文字的完善程度看，東巴文的完善程度不如哥巴文，因為東巴文中還有些字圖畫性很強，有時候不容易判斷它們代表語言中的哪些詞。但即使在東巴文記錄語言不很完善的情況下，納西族仍然多用東巴文來記事。可見，東巴文的存在和意音文字的四個條件是有關係的。1957年政府為納西族創制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由於納西語方言的差異，這種拼音文字的推廣遇到了很多困難。

彝文的情況與此類似。彝文是表意音節文字，彝文的表意部分包括象形、指事、會意。一個字一個音節。字數較少，因此假借字很多。彝文沒有發展到拼音文字。

彝文滿足意音文字存在的四個條件。彝文是在彝語的環境下原生的。彝文所記錄的彝語是彝族的權威語言。彝語的方言分歧很大。彝語有東部、南部、西部、北部、東南部、中部六大方言。實際上根據我們初步的調查，按照不能通話來計算，至少有幾十個土語，記錄這些不同的土語也不可能用統一的拼音文字。

東巴文和彝文都不是移植的意音文字。東巴文和彝文是否能長期存在下去？現在還不好斷定，因為納西族和彝族說漢語的人越來越多，如果漢語最終成為權威語言，這兩個民族自己的文字就會受到威脅。

4.符咒層面的探討

符者，符號也，圖像也，無論在各文化中具體稱謂如何，都是主要通過視覺衝擊影響人類的；咒者，特定的聲音也，也無論在各文化中具體稱謂如何，都是主要通過視覺衝擊影響人類的。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如果能量的影響足夠大，也可以超越人類現有已知的感知手段直接對人的精神和肉體發生影響。

從上面的探討可以看出，納西人的東巴文和哥巴文，由於在地理、文化和族源上，與西藏關係緊密，因此要探究其術法，主要應從此二者的關係出發來研究，不過，由於納西人的意識形態受漢人的影響也十分突出，因此不應該放棄在這一方面的探索，不過由於漢人對納西文化的影響主要在世俗生活方面，因此要研究納西人的高深術法，還是應以納西與西藏的關係入手。而苗人由於在地理、文化和族源上，與中原關係緊密，因此要探究其術法，那就得主要應從彼二者的關係出發來研究，特別是研究苗人與道家的關係。不過苗人術法在民族遷徙過程中與泰國的降頭術關係也甚爲緊密，因此，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我覺得，納西人的宗教與藏傳佛教關係甚密，而苗人術法與道教關係甚密。但是！但是由於漢藏文化的同源性特徵十分突出，因此在更高層次上也可以放在一個統一體中研究，只是這樣研究要有以上研究作爲基礎，絕對不能跨越！

大體就是這樣，我看，這也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因為在網上的緣故，很多東西因疏懶而不及深入推演了。

[lh1041]

好幾天沒工夫上來，先給各位請安了。文抄公先生，怠慢了，上次匆匆忙忙沒看見您的帖子。
術數縱橫網patton先生竟然給予我的這些文章置頂的待遇，太擡舉我們了，實在是愧不敢當！我們也只好好好寫些文章來回報網站了。
沈蓮舟先生的問題，我的拙見放在下一個帖子，您多多批評指教。

[lh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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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您好！首先我要先感謝您，因為我是先從這個網站看到您轉貼的destiny網valley的文章后，看到了一種學術千百种註解的危害，才下決心重新修改我們的研究成果的體例的，第一，我們決心拋棄古代著作的那種隱晦的寫法，不讓後來不明身份的人隨意解釋和篡改我們的研究成果；第二，也拋棄那種口訣式的文體，以免使後來的人一頭霧水；第三，在關鍵部分盡量以親歷見證的角度來談問題並配上圖像、照片和説明。第四，最緊要的是使用現代數學模型來説明問題，但原有資料也一併保存。第五，對於不明白的問題不支支吾吾，不懂就不懂，保存好原有資料，留下缺口，讓後人可以豐富、訂正和改進。雖然這些東西不知到才能公開——儘管是局部公開都遙遙無期，但您轉貼的文章給了我們重要啓示，提醒了我們，所以要先在此感謝您。

至於您提到搞一個專輯，這不是我的權力，要看網站是不是批准。另外我是i怕欠文債的，只怕搞了專輯，文章遲遲不出來，網友們等得發急，要駡娘。不如就這樣寫到哪兒算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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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1041]

覓景，您的這條帖子是我幾位老夥計先看到的，他們都誇您思維有條理、有層次，是個很好的行政人才！我原話照貼。:em22::em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