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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仔癀只能用在清熱解毒,
但人體若出現肝鬱脾虛,正氣不足時,就不能使用了,
身體有虛寒時也不能使用,
不是一看到肝炎就可以使用片仔癀,
請大家要留心…. -
頭髮出油過多,醫宗金鑑有一秘方:顛倒散
用大黃,硫磺各一兩煎水洗頭,2-3天一次,
另外使用桑白皮洗頭可防止脫髮,3天一次,
桑白皮洗頭大約一個月後可看出效果,
脫髮逐漸減少….. -
[ 這篇文章最後由oligo在 2005/08/12 03:57pm 第 1 次編輯 ]
岳美中
我出生在河北省灤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裡。父親早年扛活，後來靠種兒畝薄田兼做挑擔叫賣支撐家計。我們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歲上，父母看我體弱多病，難務耕事，也為將來添個識文斷算的幫手，咬咬牙送我上學，東挪西借地巴結著供我讀了八年私塾。我看家裡作難，跑到灤縣城考進半費的師范講習所學了一年多。我十七歲當小學教員，一而教書，一面隨鄉居的舉人李筱珊先生學習古詩文詞。其時，軍閥混戰，灤縣正當直奉軍爭奪的要沖。燒殺姦掠，民不聊生。一九二五年夏，聽說梁任公、王靜庵創辦清華國學研究院，又和裴學海等幾個同好一起重溫經學，兼研小學、史學，淮備投考。暑期應試落榜。雖然受了一次打擊，卻更加發憤讀書，每日教書、寫稿、苦讀並進。不久，累得吐了血。某醫院診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學無望，教職也被辭了，真覺得前路漆黑，大難將臨，幾無生趣，又不甘心那樣死去。難道醫學對肺病真的沒有辦法嗎?床第呻吟之中，萌發了學習中醫的念頭。買了《衷中參西錄》、《湯頭歌訣》、《藥性賦》和《傷寒論》等書，邊讀邊試著吃藥。一年多田野間的生活，休息為主，吃藥為捕，肺病竟慢慢地好起來了。覺得中醫確能治病，于是決心學醫，自救救人。
學醫，到哪里學呢?窮鄉僻壤，無師可投﹔家口為累，又無力外出從師。只好托朋友找了一個村塾，學生不多，一邊教書，一邊學醫，一邊繼續寫詩文。這一是多年養成的習慣和愛好，二是想小補于經濟。學資供養家口，稿費就用來買醫書。三年之中拖著病弱的身體，日教夜學，讀了宋元以後許多醫學家的名著多種。缺少師友商問，就反復鑽研揣磨﹔為了體察藥性，就攢錢買藥回來品嘗體驗。能嘗的藥，大都嘗試過。有一次嘗服石膏過量，泄下不止，渾身癱軟，鬧得幾天起不來床。
學東知道我在讀醫書，有時家裡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認証用藥，往往有些效果。一九二八年春天學東一個親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應，後經學東面懇往治。幾劑藥後，竟見平復。春節時，全家人坐車前來致謝，引起轟動。就在這同時，鄰村一個叫徐福軒的小木匠，突然發”瘋”，煩躁狂鬧，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鋪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發病月餘，家裡人捆管不住，經醫不愈，村人荐我。我細察其脈象症侯，系陽狂并有瘀血。子調胃承氣湯，僅一劑竟拉赤屎而愈。陽狂一病，並非難証。但在當時，村人卻傳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吳紹先古道熱腸，和幾個朋友湊了點錢，在司各庄幫我開了個小藥鋪，力勸我行起醫來。說是個藥鋪，起初就是一間小房，裡邊一張床，兩個藥箱，幾堆書。睡覺、吃飯、看病、賣藥，都在裡邊。後來起名叫”鋤云醫社”。因為原來教的一些學生的家長不願易人，懇我繼續執教。一則于情難卻，二則光靠行醫難糊家人之口，就和兩個友人一起在醫社後邊的一間房子里辦了個”尚志學社”。白天，看病賣藥之外，在這里講四書五經﹔晚上，攻讀醫書，思索日間的病案。
我行醫之初，靠書本上的一些知識辨病投方，療效並不高。但幾年之中，卻對農村的經濟狀況、疾病種類、藥品需要等，獲得了不少的經驗。同時，從讀書的惑豁、臨証的效失、病家的愁樂之中，進一步體認到中醫學術對社會人群的作用，益發堅定了終生研討中醫學，獻身學術的決心。業醫之初，生活十分艱苦。出診看病，經常以病弱的身體，騎一輛破舊的白行車，奔波於夏日的濕暑、隆冬的海風。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紹到山東省河澤縣醫院任中醫部主任。一邊看病，一邊教授幾個中醫學生。不久，災難就接連而來。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風雷雨屋傾牆崩，連續數月，輾轉逃避，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進攻山東。一九三八年春，我應診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圍在城內五天五夜。城破後，，落荒逃到濟南，身上一文不名，幾箱書籍無處去找，僅剩下隨身珍藏的《傷寒論》、 《金匱要略》各一本和數冊醫稿及《習醫日記》。為防路上丟失，從郵局寄回家。郝云杉先生送給了二十元路費，隻身由洛口過黃河，千折百難地逃回了家鄉。人倒是活著回來了，郵寄的書稿卻總未收到。行醫十裁，流落千里。身上，僅一條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難用的棍子﹔眼前，是一個淪落了的家鄉。茫茫冀魯，竟沒有一個醫生懸壺之地?
十年間，我以經方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療效﹔搜讀各家中藥學說，摘選驗証，寫成了二十余冊《實驗藥物學》筆記﹔研讀《甲乙》，訪求師友，對針灸學進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應用。這十年，我正當壯年，刀匕壺囊，黃卷青燈，用功不為不苫。因為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又缺少明確的哲學思想作指導，苦自苦矣，卻沒有做出多少可觀的成果來。
一九五四年糾正了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以後，中醫受到了重視。我調到中醫研究院工作後，才有條件結合讀書與臨証，對一些問題進行較系統地整理和研究。治療方面，除在國內執行醫療任務外，還曾九次到歐亞一些國家，參加蘇加諾、胡志明、崔庸健等人的治療和進行學術交流，這是過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慮得多的有兩件事﹔一是把多年積累的經驗多整理出一些留給後人﹔二是再為中醫事業培養一些後繼人才。”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時間，我被抄走書物，在醫院裡喂兔和清掃廁所，其他無從進行。
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我去越南為胡志明主席治療。不久，我被恢復工作。我自知身體漸差，來日無多，要抓緊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為培養高級中醫人才倡議多年的”全國中醫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學員。我的學術經驗開始整理出版。在科學的春天里，工作剛剛開頭，我卻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講課後，病發不起，一至於今…..
我年近中歲學醫。一跨入醫林，面前數千年發展起來的中醫學術是如此繁茂豐厚，而又如此龐蕪錯雜，走一條什麼樣的做學問之路呢？既沒有家學可依托，又沒有專師引導或學校的規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回過頭來看，也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十幾年的舊教育，培養了讀書的能力和習慣。二是幾十年來未脫離過臨床。我的注重臨床，起初是經濟條件不允許去進行專門的理論學習和研究。後來，也是因為我認識到，中醫學術的奧妙，確在於臨床。書，沒有少讀﹔目的首先是為當好一個醫生，爭取當一個好醫生。圍繞這個目的，對歷代中醫大家的學術思想都做過一些探索。有過徘徊，出現過偏執，也走過彎路，才逐漸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療效和較為深入一步的認識。認識發展的過程，大體可分為這樣幾個階段:
第一，我學醫之初，是從張錫純的《衷中參西錄》入手的。臨証稍久，逐漸感到其方有笨伯之處，往往不能應手。轉而學習吳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溫熱著作。用之於臨床，效失參半。其效者，有的確為治療之功﹔有的則非盡是藥石之力。在一個時期裡，療效總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對其學術研究的功力不到，經驗不夠﹔但細察其方劑，也確有瑣細沉弱的方面。苦悶徬徨之中，又重讀張仲景的《傷寒論》、《金匱要略》(前此雖然學過，但末入細)。見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出方劑而不言藥性，淮當前之象征，投藥石以祛疾。其質樸的學術，直逼實驗科學之堂奧，於是發憤力讀。初時，曾廣置諸家詮注批閱。其中不乏精到之言，也常有牽附穿鑿反晦仲師原意之處，反不如鑽研原著之有會心。於是專重於研討原著。將讀書所得用於臨床，每有應手，則痊大症，更堅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又涉獵唐代《千金》、《外台》諸書，覺得其中精華，亦是祛疾之利器。當時，曾有過一個認識，以為中醫之奧妙，原不在宋元以後。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後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這中間，還在另一個方向上走過一段彎路。
一九三六年前後在山東的一段時間裡，為了應付門面，生搬硬套地學了一陣中西匯通的學說。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療效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謂“邯鄲學步，失其故封”。苦悶之下，害了三個月的眼病。不能看書。經常閉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了兩句話：“人是精神的不是機械的﹔病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這也許是僅存未丟的一點靈光吧!當時既不敢自信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導著自己的治學。於是，又歸真返樸地研習古老的祖國醫學。
第二，在第一階段的後幾年，實踐得多了，逐漸感覺到偏執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方面，臨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時有窮於應付、不能泛應曲當之感。一方面也覺得經方究竟是側重於溫補，倘有認証不清，同樣可病隨藥變。持平以論，溫、熱、寒、涼，一有所偏，在偏離病症、造成失誤的後果上，是一樣的。臨証治病若先抱成見，難免一塵瞇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因証因時因地制宜，度長短，選方藥，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機。一九五零年我在唐山就此間題和孫旭初等同仁做過長時間的討論，進一步受到啟發。歸納當時的認識是：僅學《傷寒》易涉於組疏，只學溫熱易涉於輕淡，扭疏常致於憤事，輕淡每流於敷衍。應當是學古方而能入細，學時方而能務實，入細則能理復雜紛亂之繁，務實則能舉沉寒痼疾之重。從臨床療效方面總結，治重病大証，要注重選用經方﹔治脾胃病，李東垣方較好﹔治溫熱及小病輕病，葉派時方細密可取。把這些認識用之臨床，確乎有法路寬闊、進退從容之感。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這段時間的認識。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後，我在治學思想上又有了一些變化。此時，我治醫學三十年，在讀書和臨証方面，有了一些積累和體驗。並學習著結合自己治學道路和方法上的問題進行總結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經驗的基礎上，也感覺到執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綜合古今，參酌中外，也難免有削足適履的情況。但若脫離成方，又會無規矩可循，走到相對主義﹔要補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確思想的指導下深入地研究辨証論治的原則，還要在足夠的書本知識和臨床經驗的基礎上，以若干病類為對象，從研究藥物如何配伍入手，進而探討方劑如何組織。因為中醫治病，基本是採用復方。復方從根本上是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逞奏療效，而不是群藥分逞其能。而復方方劑中藥物配伍和組織，又有它歷史地演進變化的過程。從它演變的痕跡中探求用藥制方的規律，並結合當前的實踐加以驗証、補充和發展，指導臨床，就能高屋建瓴，動中肯綮。對一個醫生，這是又進了一步的要求。習醫至此，不禁廢書而三嘆:學問沒有止境，學問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之何晚也。
從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十幾年的時間裡，我結合臨床、科研與教學任務，對藥物配伍和方劑組織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對腎病、熱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種的用藥與組方規律做了一些探索，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認識。但是，因學力不足和環境的耽阻，遠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如何學習和掌握祖國醫學這門科學，應當是有規律可循的，對此我們還總結研究得不夠。我個人沒有多少成功的經驗可談，能說的大半是走過彎路後的一些感觸。
(一)讀書寧澀勿滑 臨証寧拙勿巧 學醫離不開讀書。但我國醫學著作汗牛充棟，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對主要經典著作要紮紮實實地下功夫，讀熟它，嚼透它，消化它。讀每本書都要在弄清總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細摳，一句句一字字地讀懂。無論是字音、字義、詞義，都要想方設法地弄明白。不可順口讀過，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生義的簡單辦法去猜測。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比如《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篇》中的“痰飲”有二義：篇名中之痰飲，是津液為病的總稱﹔條文中之痰飲，是指水在腸問搖動有聲之流飲。讀書時若不細考究，把痰飲當作今義的“稠則為痰，淡則為飲”，就失去了經典的原意。這樣逐字逐句地讀書，看似澀滯難前，實則日積月累。似慢實快。那種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讀法，不過是捉摸光景，模糊影響，談不到學問。
要把主要的經典著作讀熟、背熟，這是一項基本功。“書讀百追，其義自見”。讀一遍有一遁的收獲，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樣。比如對《金匿要略》、《傷寒論》，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張口就來，到臨床應用時，就成了有源頭的活水。不但能觸機即發，左右逢源，還會熟能生巧，別有會心。否則，讀時明白了，一遇到障礙又記不起，臨証時就難於得心應手。我自己雖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讀上下過一番功夫，但總不能象童時讀的《論語》、 《孟子》和古詩文那樣至今仍背誦無遺，常有學醫恨晚之嘆。因此，背書還要早下手。
讀醫書，還要邊讀邊記，勤於積累。積累的形式則宜靈活。比如說，可以結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個或幾個方面的專題摘要積累，讀書時留意於此，隨時摘抄記錄，並部別類居，土要的加以標志，散漫的貫以條理，懷疑的打上問號，領悟的作出分析，大膽地附以己見。日積月男，對日後的研究工作是會有好處的。
臨近寧拙勿巧。對症狀要做“病”與“症”的綜合分析，尋求疾病的本質，不可停留在表面的寒熱虛實。立方遣藥，要講求主次配伍，加減進退，不可用套方套藥取巧應付。遇到大病復雜症，更要格外細密，務期絲絲入扣，恰合病機。既要有臨証時的分析，還要做事後的總結。數年米，我自己無論在哪里應診，堅持每診必做記錄，半月做一次階段性的撿討，找出需要總結的經驗，發現有進一步探討價值的問題，提高療效。
(二)自視當知其短 從師盛得其長 我學醫，主要是自學。但決不是說，自學不需求師。做任何一種學問，絕對意義上的無師自通是沒有的。自學，難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謎，更需要請教師友。因而幾有從師學習的機會，尤知珍惜。一九三五年，我讀到陸淵雷先生的《傷寒論今釋》、 《金區要略今釋》，覺有自己未見之義，稍後就加入先生所辦的遙從(函授)部學習。當時，我看病教徒，諸務雖繁，但對所學課業必認真完成，寄去請教。記得我寫過一篇《述學》的課卷，陸淵雷先生曾加了鼓勵的按語，發表在《中醫新生命》上。這段函授學習的時間雖然不長，對我這樣一個自學出身的人來說，感到十分寶貴。一般地說，一個人從師學習的機會和時間畢竟是不多的，而在共事的同道中，學術精湛、經驗豐富之人卻隨時都有。只要虛心汲取，他人之長，皆可為攻鋁之石。
我在中醫研究院和蒲輔周等同志共事多年。在一起臨証、執教的過程中，有時見到他們的得意之筆，拾是自己薄弱之處，從中比對思索，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比加，早年我用玉屏風散治“習慣性感冒”，多是大劑突進。雖數劑可效，往往不易鞏固。蒲老治“習慣性感冒”，也用玉屏風散，卻是小量長服，療效頗好。我思索這里的原因，加深了對慢性病的轉化要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有“方”還需能“守”這個道理的認識。從師是為了求學問，在學問面前不能有絲毫的架子。我在任唐山市中醫公會主任時，市內有一位高懷醫師精針灸術，擅長用“大灸療法”，系其祖傳，能起大証。年事已高，秘未傳人。為防絕技失傳，我和王國三等幾個同道以弟子禮前去執蟄受學。每至巳夜，即趨集燈前，問難情業，無間風雨，袒臂戰足，按橋量度，力求一是。終於掌握並整理了這個療法。當時我雖年過五旬，不無勞頓之感﹔而其中授受之樂，也確有非可言喻者。
(三)讀書多些有益於專 知識傅些源頭更活我習醫以後，半是積習，半是追求，研讀文史和愛好舊詩詞的興趣一直很濃厚。習醫之餘，喜讀《二十四史》。對六經、諸子、宋明學案以至佛教、道教的部分主要著作，都做過一些涉獵。興之所致，還習作了一千多首詩詞。我常以佔用了一些業餘時間為惜。但回顧起來，由這種愛好中得來的一定的文史知識和修養，對小醫的學習和長進，也並非全無益處。
第一，中醫經典是古文字，和現代白話距離較大。又流傳輾轉，版本繁雜，字詞駁錯。詮釋者既多，難免見仁見智，人言人殊。如果沒有一定的古文化、文字知識，對這些經典著作就不易讀懂了，也難於讀深。理解上，或浮於約略，或止於沿演，可以逐浪而難能探源於臨床上，則易於套對而難能用活。要想對經典醫籍的研究深入一些，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文字知識不可。我自己對《傷寒論》等經典的文字做過一些研究，寫過一篇《＜傷寒論文字考＞補正》，就很借力於早年積累的一點古文和“小學”的知識。
第二，文史的書籍和古詩文中，掩藏著豐富的醫學資料。這些雖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卻常可補某些醫學著作之不足，亦屬珍貴。讀書時隨手積累，需要時即可驅遣使用。我在整理中醫麻風病學，寫作《中國麻風病學匯編》時，就從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許多有用的材料。
第三，中醫學是從中華民族古代文化這個土壤中生發出來，是整個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它的形成和發展，受整個社會文化特別是哲學思想發展狀態的影響和制約。對各個時代社會文化特別是哲學思想的發展狀況有所了解，對由當時時代所產生的醫學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比喻地講，專一地研討醫學，可以掘出運河﹔整個文化素養的提高，則有助於釀成江海。養到功深，是可以達到境界上的升華的、不待說，今天的青年人學習掌握古代文化知識，應當有目的，有選擇，要適當，要因人制宜全無目的，漫無邊際的讀書，也不足取。
(四)勤能補拙恆斯效 儉可養廉貞自清 有時青年問及學問之道，我常說，論天分，我至多是中中之材。幾十年來，如果說掌握了一些中醫知識而能承乏醫務，所靠的一是“勤”，二是“恆”。做任何學問都要勤奮和持久，治醫學尤需如此。醫生這個職業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一舉手一投足都接觸病人，醫術好些精些，隨時可以助人、活人﹔醫術差些粗些，隨時可以誤人、害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醫生真可以說是病人的“司命工”。一個醫生，如果不刻苦學習，醫術上甘於粗疏，就是對病人的生命不負責任。當然，就是勤奮學習，也不等於就能萬全地解決疾病。但無怠於學，至少可以無愧於心。這是我早年用做鞭策自己讀書習醫的一點認識。如今我垂老病榻，回顧治醫生涯，成果之少，每自赧顏﹔稍可自慰者，唯有勤奮讀書未從鬆懈這一點。幾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臨床夜讀書”。臨床常無暇日，讀書必至子時。六十歲以後，醫責益重而年事漸高，為了抓緊晚年，完成溫課和研究計划，曾規定了幾條自我約束的“自律”。大致是﹔
1. 要有恆。除極特別的事情外，每日按規定時間溫課，不得擅自寬假，時作時輟。
2. 要專一。不得見異思遷，輕易地改變計劃。要有始有終地完成一種計劃後，再做另一種。“主一無適”謂專。非專，則不精、不深、不適。
3. 要入細。不可只學皮毛，不入骨髓﹔只解大意，不求規律﹔只涉藩籬，不求堂奧。入細，還要防止輕淡，輕淡則流於薄弱，薄弱則不能舉大症﹔要防止瑣屑，瑣屑則陷於支離，支離則不能集中精力，也不能理細症。
4. 戒玩嬉。此後，忌看小說。非星期不著棋，不賦詩。非有應酬不看戲。
5. 節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務華美，隨通而安，自甘淡泊。否則必致躁擾不寧，學術上難於探深致遠。此後，不獨茶酒不事講求，即書畫篆刻，也不宜偏好過多，免得耗費有限的光陰。現在檢查起來，除在舊詩詞方面，有時情有難禁，佔了一些時間外。其他都盡力遵守了。
人們都知道醫德的重要。我以為，做一個醫生，治醫之時，有兩條至為要緊﹔治學，要忠誠於學術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 臨証，要真誠地對病人負責，此外決無所求。只有這樣，才能認真熱誠地對待患者，謙虛誠摯地對待同道，勇敢無畏地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地對待成敗。相反，如果對自己從事的事業不熱愛，不相信，惜獻身，對患者缺乏負責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點技術當作追求個人利益的手段，那就喪失了做醫生的根本。不特失之於醫德，且將毀及於醫術。
在祖國醫學發展的長河中，每一代中醫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責任。我們這一代中醫的命運是幸福的，畢竟也是坎坷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我親見了中醫界的同道們，在舊社會的貧苦中自處，與壓迫者作抗爭，對偏見者的歧視不動搖，在存亡、興衰的磨難中迎來了中醫的解放，為民族保存、繼承、豐富了中醫學這份珍貴遺產。他們是無愧於歷史的。我僅是同輩先進的一個追隨者。磋舵時月，如今也已是行將就木之人了。向前展望下幾代中醫，他們將處於社會安定、思想解放、科學昌興的時期，只要他們勤奮而能夠持久，善於繼承又勇於創造，中醫事業在他們的手裡必將有一個大的發展。中國醫學必將以更綺麗的身姿，挺立於世界科學之林。頤後瞻前，寄希望於未來。 (岳沛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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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最後由癸海在 2005/08/24 06:42am 第 1 次編輯 ]
:em22:
我覺得此人的點評太過尖酸刻薄,
而且自己也沒有任何的高明的作品問世,
只能聊作參考…….
還有…..
<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請先把自己的鬍子刮乾淨>
…………………………………………..
此篇文章寫得很精彩，由此文章可看出此人之命理功力非凡，可謂為當代之絕世高手，但不知此人可有任何有關命理之著作可供末學參考？ -
請問她的老公是不是高胖型的啊???
天機天梁擎羊會,本身就容易刑剋六親,
巨門+陀羅在夫妻宮本身就容易吵架,
大限夫妻宮在亥,對宮有忌星來沖,造成夫妻宮不穩定,
權祿都在夫妻宮,表示老公喜歡掌權,要老婆都聽他的話,
可能這是雙方爭吵的原因,
還有一個問題是雙方有沒有惹到桃花???
我看可能兩年前有個惡桃花…. -
財帛宮坐擎羊煞星,對宮巨門天同落陷,宮干化忌入命,先天不易聚財,小心因財惹禍,
從命盤看出.你的錢財似乎使用到遷移宮去了,或者你喜歡出國旅行,或是跟國外有關的事……
本大限有太陰化忌沖大限財帛,小心因為女人惹禍 -
[ 這篇文章最後由oligo在 2005/08/10 03:05pm 第 1 次編輯 ]
關幼波 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教授
我從事中醫工作已四十多年，途中小憩回眸，展望中醫現代化的美好前景，欣喜之餘，樂於總結一下自己的學習經過和體會。我幼承家學，六歲讀私塾，在老師與家父的嚴格管教下，熟讀四書五經並嗜書法，九歲時曾在街頭當眾揮毫書寫春聯，路人得之以求吉利。十六歲與家兄隨父學醫侍診左右。我的父親關月波是北京地區名醫，擅長內、婦、兒科，對於時令病、婦女病更有獨到之處。他的學術觀點受滋陰派朱丹溪的影響，傾向於”陽有餘，陰不足”。他體會:天花、麻疹、猩紅熱等屬於溫疫範圍，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氣分不發病，在血分才發病，所以在治療時一定要加用涼血活血的藥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參、麥冬、生地等，自始至終注意養陰為佐，亦即解毒養陰、涼血透表之法。由於當時溫疫流行，他曾將自己的經驗方做成”溫疫靈丹”加引吞服，簡便廉驗，深受勞苦大眾歡迎。對於婦科病，他以四物湯治血為法，因病而異，靈活化裁，每收殊效。內科方面善治脾胃病，側重於調理氣血。總起來看雖然方藥平平，但是辯證精當。療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賀稱頌者不絕於戶。
父親既是嚴父，又是嚴師，對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吾兄誤將”橘紅”寫成”菊紅”，父親當著病入狠狠地給了他一嘴巴!並辭退了這個”徒弟”。我也曾挨過父親的戒尺，因好學善間，得以繼績留在身邊學習。但隨診多年，從不輕易放手獨診。在父親抱病期間，他曾連續抽查了我的三個脈案，經過認真複核，”考試”合格，最後滿意地說:”你可以治病救人了。”不久，他使與世長辭了。
父親以”品端術正”為座右銘，並一再告誡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於同道主要是學，不要評頭品足，妄加批評;治病救人重於義氣、輕於財氣….這些樸實而略帶”封建色彩”的哲理，作為醫德教育，在當時來說，是無可非議的。父親醫術高超，並非開口《內》、《難》，閉口《金匱》、《傷寒》，而是重視醫理與病理的結合，在基本功上嚴格要求。諸如《雷公藥性賦》、《湯頭歌》、《瀕湖脈學》等，都要求熟背;對於《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則以實用為準選學精讀，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會貫通。比較重視的是葉天士的《溫熱論》和吳鞠通的《溫病倏辨》。另外，也重視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東垣的《脾胃論》，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唐容川的《血證論》等。父親常說:”醫者理也，認清醫理才能治好病。”所以，在學習經典醫籍時絕不要求死記硬背，在臨床應用時絕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記憶，在實踐中加深記憶。
父親病故後，房東把房賣了，按照當時。典三賣四”的規矩，必須在四個月之內搬出去，那年我二十八歲，參加政府衛生局的考試(應試著五百餘人，合格者僅有四十多人)，雖然獲得了中醫師合格證書，但仍不能正式開業，必須到以汪逢春會長為首舉辦的中醫師學會講習所學習一年，考試合格後才能正式掛牌。當時正值喪父就學之際，飽嘗了”貧苦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苦酸辛辣。只好搬到前門外大席胡同”廣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鋪就寢，白天拆鋪攻讀、看病、吃飯。所謂”廣福客度”實際上是貧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戶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故與我交往者盡貧苦之輩。由於國腐民窮，瘟疫流行，應接不暇的門診、出診，鍛煉了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中醫。成功與失敗、欣慰與焦慮，複雜的心情激勵著我的進程。由於廣泛實踐，把從父輩和醫書上獲得的知識變成了我的直接經驗。例如，我出診時進門一聞，便能鑒別出是麻疹還是猩紅熱，這種聞診的敏感性，可以說是後天獲得的”特異功能。。
由於當時的處境，使我有機會經常接觸民眾，加強了與人民的思想感情。例如有位”洋車夫”請我出診，事後拿出一元錢酬謝，我一眼就看見月份牌上夾著一張當票，心中淒然，迅速推回”車夫”的雙手說:”快拿去給孩子買藥吧!”這樣的事是很多的，無數貧民難友雖然無錢送禮掛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為深重。
民國四十年，我同時在幾個藥鋪坐堂，如前門大街的”永安堂”、”體乾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當時我有幸與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施今墨同一藥鋪坐堂，施為下午4-6點，我為下午6-8點。每天我都早去站櫃台瀏覽施的脈案，並親自詢問服藥後的變化，洞察其中奧妙，正是”行家看門道”，稍有所得便默記腦海，日久天長像孔伯華、蕭龍友、汪逢春等名家脈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還廣交同道談論醫道，像前門地區名醫康乃安、趙瑞麟等都是我的摯友。由於我勤學好問，康在臨死前把祖傳秘方”鵝口散”傳給我，經我推廣使用對於口腔潰瘍、白賽氏病等都有良效，現改名”口腔潰瘍散”，由藥材公司公開出售。
一九五三年我參加了北京市第一中醫門診部，與已故婦科名老中醫劉奉五對桌應診。劉是國醫學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論基礎紮實，臨床療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輕”的舊習，主動與劉探討醫術，並互相交換病例。我當時把所能接觸到的前輩和同行，都當成了老師;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遺訓。我自幼曾受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訓，又經歷了做學問的艱辛。所以，我體會到:”學問、學問，邊學邊間”;通過實踐，才是自己真正的學問。平時我參加外院疑難重症會診較多，很多西醫都樂意與我合作，我也把會診作為向”能者”學習的好機會，並經常從搶救疑難病例中，汲取現代的醫學知識。
調入市中醫醫院後，由於科研需要，我進了肝病組，組內成員雖幾經調整，我可以說是”開國元勛°之一，也是耐力持久的主力隊員。從制定科研計劃到實際臨床觀察，我都親身參加，及時總結經驗，多次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我很注意某些新的苗頭和新的線索。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治療肝炎際清熱利濕法則外，還流行清熱解毒之說。我曾發現南方某肝病專家善用芳香化濁之品。對於改善症狀和肝功能療效尚好，我迅即擴大使用，於是藿香、佩蘭等芳香化濕解毒的方藥得以驗證。冉如肝病後期，正氣耗傷，病邪易於散蔓，過用清熱解毒、清熱祛濕反而容易中傷脾胃。我根據”肝欲散，以辛補之，以酸瀉之”的理論，選用一些酸味的藥物，像白芍、木瓜、五倍子、烏梅、五昧子等，一方面收斂正氣，一方面”瀉肝”酸斂解毒。特別是對於五味子的研究更是受到多方面的重視，並做了大量的實驗研究。其他如肝病辨治過程中的邪正關係，病證結合與中西合參，對於肝病的肋痛、腹脹、低熱、痞塊、合併痰濕(肝炎後肝脂肪性變)、消渴等症候，以及近些年來新發現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陽性”等問題，我都認真細緻地進行觀察，並不斷總結自己的治療體會。
我不僅僅治療肝病，對於雜病也注意積累經驗。在學術觀點上，我比較重視氣、血、痰的理論，因為”氣血為病”，”痰生百病”。所謂氣、血、痰(古人稱痰者水也)，實際上是氣、血、水三者，既是構成人體的物質基礎，又是病理變化的實質。所以在臨證時;除了遵守傳統的辨證法則之外，特別注意抓住氣、血、痰，對於疑難重症的治療更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外院會診，某西醫專家也在場，患者(河南人)是流行性出血熱，因在外地搶救末癒來北京，病情危重。本病北京不多見，我不熟悉，於是以”能者”為師，首先向西醫專家請教，瞭解到本病病原為特殊病毒，由地鼠(嚙齒動物)和恙蹣傳播，而且發病急驟，死亡率很高，且以發熱、出血、休克、腎功能障礙為特徵。臨床可分為發熱期、低血壓期、尿少期、多尿期”、我又同護送的中醫師請教，他們認為:發熱期相當於毒熱入於血分，用犀角地黃湯加減;低血壓期以西醫藥為主積極搶救休克;腎功能障礙多尿期，以補腎為法，用六味地黃丸加減。而本例正處於多尿期，曾服六味諸劑數日效果不顯，我聆聽了中西醫”能者”珍言，進行認真的思考，並詳細詢問患者現狀，發現患者少氣懶言，精神萎靡，雖然發熱已平，然而尿雖多而口渴、喜冷飲，舌苔白而舌質紅，脈細數而略有鼓指。於是透過複雜的表象，深入探求毒熱入血，耗傷氣陰的病埋實質，辯證為裡熱末清、氣陰大傷。使用六味之輩為時尚早，於是改用竹葉石膏湯與人參白虎湯合力加減，三劑後症除溲斂，再用六味加減而收功。
我以為我應當是我國醫學歷史中的接力賽跑隊員，繼承了古人的遺產，又傳下去。所以，我從十幾年前就開始積累病例和資料。在整理和編寫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態度是:通過”加工製作”使經驗帶上系統性、條理性，從而提高一步。除了突出肝病治療經驗外，對於雜病也圍繞我的學術觀點，進行歸納和分析，並採取說理與舉例相結合的方法，對於每一觀點、每一看法，都用實際病例加以說明，有一說一，有二說二，避免重談，更忌誇張炫耀之詞，同時為了通俗易懂、深入淺出，還把主要論點用歌訣的形式作標題，以利上口，讀後能誦能用。例如肝病調護宜忌簡介一節，以”情緒舒暢，不能著急;飲食有節。不可偏倚;生活起居，要有規律;勞逸結合，善於調理”四句話為小標題，概括地說明了肝病調護的要點。
《關幼波臨床經驗選》出版後受到多方面的關注。例如一位主管衛生工作的領導寫信給我說:”總結行醫經驗，交流推廣，造福人類，是件大好事，你的著作顯示了你的貢獻。”這對於我是極大的鼓勵和鞭策。日本神戶市中醫研究會會長森雄材來函說:。我們的中醫研究會，計劃出版一本西醫診斷與中醫辯證相結合的臨床書籍，並打算將先生的《關選》作為編寫的參考。”由於本書源於實踐，所以書中的經驗可以借鑒。例如山西臨汾醫院某醫生說:”我覺得此書章法新穎，重點突出，經驗確實，可以重複。”並用實際病例來說明運用我的經驗後所獲得的效果。加封xx，男，卅八歲，一九七九年十月確診為急性黃疸型肝炎，服用茵陳蒿湯加減八十餘劑，黃疸雖減終末全除，加用自礬、鬱金、陳皮、萊菔子等化痰之品，黃疸迅速消除，驗證了”治黃要治痰”的看法。冉如桂西山區中醫治療站某醫生來信說:”有一婦女久患頑固性頭痛，鄰近醫院跑遍，百藥皆罔然。後按《關選》中。怪病責之於痰’;一章治法，原方加減服十二劑，病症大減。”
在繼承我國醫學遺產的過程中，對於古典醫籍和近世先賢著述，既要熟悉，但又不能受其束縛，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例如，對於黃疸，除了同意”濕熱相搏”乃生黃疸的傳統概念外，對於與”疫毒”傳染有關的病因學說我也比較重視。在病理上，我體會到:濕熱羈留氣分不會出現黃疸，而濕熱為膠固之邪，入於血分，瘀阻百脈，逼迫膽汁外溢，浸漬肌膚，才能出現黃疸;若濕熱蘊毒，則血熱沸騰流速，膽液橫溢，除黃疸日益加重外，尚可出現屻血、嘔血、皮膚出血、斑點、赤縷、掌紅、蜘蛛痣等，甚至毒熱彌漫三焦，侵犯心包，而見高熱、煩躁、神昏譫語等危侯;若濕熱凝痰，更加膠固黏滯，瘀阻血脈，脈道不通則膽汁更難循其常道而行，黃疸更難消退。所以在治法上除了遵守傳統的清利濕熱之外，尚且提出”治黃必治血，血行黃易卻;治黃需解毒，毒解黃易除;治黃要治痰，痰化黃易散”的個人見解。
再如對於血證的看法，我體會:血在氣的統帥之下環行於脈中。如果某種因素影響了氣血的運行，使血流緩慢漸漸瘀積不散，或使血流急速，壅阻脈道血滯血瘀，最後都可以形成瘀血。瘀血既成阻隔經絡，新血源源循經而來，由於瘀血阻擋不能循經而去，以致逆經決絡溢出脈道，造成出血。由於影響氣血運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在治法上也是多種多樣的。應當針對並徹底清除引起血瘀的直接或間接因素，才是治療血證的根本法則。這種瘀血滯留、阻隔脈道而引起出血的理論，對於闡明中醫出血病機和治療血證也是有益的。
在衛生部1980年召開的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上，總結了三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併存的方針。這一方針是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根本問題，對整個中醫事業和中西醫結合事業的發展是一件大事，對於我國醫學科學現代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作為一個老中醫，我堅信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同時也不排斥現代科學和現代醫學。在中西醫結合的過程中，我真誠地與西醫合作;在中醫現代化的問題上，也願積極前進。例如，幾年以前，有人向我提出來準備把我治療肝炎的經驗輸入電子計算機。當時一無先例可鑒，二無電子計算機，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大膽設想，各方面的態度也不一致。但是，在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的態度很堅決，對這些年輕人說:。我全力支持，有問題我負責。”就這樣《關幼波肝病辯證施治電子計算機程序》的研究開始了。
我們不知熬過多少不眠之夜。研究人員在理解和掌握我的治療思想的基礎上，根據望、聞、問、切所收集的症狀、數據;制定數學模型，編製邏輯圖，然後用算法語言編寫成計算機程序:使之再現我的辯證施治思想。這套診療系統將肝病分為八個主型，三十六個亞型:並根據病情的變化進行加減。對於肝病的診斷、處方、醫囑等工作，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就全部完成。到一九七八年底初步研究成功了。經過一年多的實驗性門診，治療肝炎病人一千多人次，在充分肯定的基礎上，於1980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再現我的治療肝病思想的”電腦醫生”在北京中醫院正式門診，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醫治法獲得了新的生命力。當人們問及我的想法時，我說:°可以精於古，不可泥於古。中醫必須在古人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前進，中醫現代化，勢在必行。”我還想，應該把各地治療肝病的好經驗集中起來輸入電腦，這就不單是我一個人，而是全國的名醫同時給患者看病了。當我真正理解了”知識的最大敵人，就是沒有任何新的欲求”的時候，我每時每刻都準備向知識的大海，提出新的欲求，並決心在發展中醫學術的征途中，繼續向前挺進。
(高益民整理)[作者簡介] 關幼波(1913-)，北京市人。醫承家學，廣擷博採。臨床四十多年，對於肝病的治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有關同志協助下，創制”關幼波肝病辯證施治電子計算機程序”，獲得成功。著有《關幼波臨床經驗選》等。現兼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醫學會內科分會理事、北京中醫分會副理事長、北京市科協理事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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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我已經貼過去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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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八字學得好,那八字優於紫微斗數,
如果你的紫微斗數學得好,那紫微斗數優於八字,
術數無罪,其罪在人.關鍵在於你學得精不精,
紫微斗數是比較好入門,好學,
可惜古代流傳下來的典籍不多,
八字的古傳典籍比較多,
但是想要學得精,不花個10年8年是難有成就的….. -
哎呀!!~~~五苓散並不是治療傳染病的,
如果有請提出證據,是哪一本書上說五苓散可以治傳染病???
而且鏈球菌根本不可能從小便排出,不要人云亦云,
傷寒論裡面的條文也從沒提過五苓散可以治療疫病或傳染病,
只說它使用在”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
歷代中醫都是使用辨証論治的方法來治病,
針對病人的寒熱虛實陰陽表裡來用藥,
而不是用套方秘方的方法就可以治得好…..
你的立意是好的,但請不要傳錯藥方…. -
[ 這篇文章最後由oligo在 2005/08/09 05:03pm 第 1 次編輯 ]
我推薦大家看明夷居士的卦學文章,先打一篇上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再打下一篇喔!!
另外麻煩大家幫忙解一下書中所提到的卦,我看得不知所云…..
下海算命記 明夷居士 戴訓揚
我最喜歡的二本中國書，依次是易、老、莊。但若論實際讀這三書的
先後順序，那就得顛倒過來看。我的高二上記得是在復華中學唸的(我
經常換學校)，當時我們的國文老師是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顏達藏先
生，他看了我的週記，覺得我思想的稟賦不錯，就”借”給我世界書局刊
行的兩巨冊的<莊子>。
說”借”或許是不恰當，因為直到現在，已經快十年了，書還放在我的
書架上。我得到這兩冊書，如獲至寶，便有日沒夜地死啃活啃，雖然似
懂非懂，卻也讀得津津有味。上了輔大中文系，視野又慢慢地開闊了，
大學的前兩年，我經常看的書，除了<史記>，就是<老子>，當時我買
了一本河洛版的<老子王弼注>，幾乎是手不釋卷。我讀史記時，態度
是嚴肅的，讀老子則輕輕鬆鬆，風吹那一頁，就看那一頁。
上了大三，為了探尋中國文化、思想的根源，我”強迫”自己去接觸易經
，原以為讀易必是一件苦事，沒想到接觸之後，竟有如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從此我就感覺再沒有另一本中國書能取代易在我心日中的地位了。
我在上李毓善老師的<經學概論>時，就學自了簡易的金錢卦的占法，
自己閒來無事也經常占卜著玩。美中不足的是，這種簡易的金錢卦，只
能給你一個含糊的，簡單的概念。比如你問運氣，占到<天地否>，只
知道運氣不好，至於是那一方而不好，什麼時候不好，什麼時候好轉，
那就”莫宰羊”(不知道)了。所以玩著玩著，後來也就淡然了。
大學畢業後，我一面教書，一面在文化界鬼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
，得到高人的指點，開始按部就班地讀<卜筮正宗>。<卜筮正宗>的卦
學，跟原始易卦不同的地方是，它在歷史的傳衍中，又結合了陰陽五行
家的符號邏輯，和曆法中表時間及方位的天干地支，以及表徵倫理關係
的六親和指示性情形貌的六獸等，不但使斷卦的準確度，大大地提高，
而且還能把人、事、時、地、物等極細微的問題及其變化，看得一清二
楚。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國文化的精湛玄奇的一面，在研讀的過程中，心
境越來越虔誠。
後來我又收集了許多古典中國的相命文獻來配合研究，發現不管是面
相也好、手相也好，大抵都沿用了易卦、陰陽五行家及星曆學的辯證法
，萬變不離其宗。我用這套辯證法為朋友、同事、學生們看相解卦，無
不靈驗。
去年(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年底，我自己擲了一卦，問今年的年運：
這是丑月乙卯日占得的<山風蠱>卦。卦中酉金官鬼持世在三爻遭日沖
暗動入於月建丑庫，我一看之下，暗叫:要糟!我的胃病有惡化的跡象，
必得住院治療才可望痊癒。果然，我在今年的上半年連續住院兩次，第
二次住院時動了”迷走神經切除術”，總算保住一條小命。然而我卻因為
長期病假，被校方給辭退了。
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我除了自嘆時窮運蹇外，實在也沒有他法可想
。黯然回到家裏，悠悠忽忽地過日子，寂寞得發慌的時候，就讀書自遣。
這時我才深刻體會到孟浩然寫”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時，內心之沉痛
、之悲絕。雖然彼此隔了千餘年，但古今中國讀書人的幽情暗恨，居然能
夠遙遙相通，如出一轍。這真要令我”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了。
在那段精神與體力都呈現空前低潮的，愁雲慘霧的日子裏，我經常到住
家附近的一所慈源禪寺去散步，這寺裏有一位尼姑，叫心印法師的，對我
的窘境頗為關懷。在偶然的言談中，他知道我對易卦很有心得，有一天，
她請我到禪房小生，對我說:
“出家人一心事佛，本不該玩占問之，不過，為了試試施主斷卦的能力，
我倒想來問個問題。”
我說：試試看吧｜
就親手遞上隨身攜帶的銅錢。這天是庚申月丁丑日，她先擲了<決之大過 卦>，間她生父的近況。
我說:妳的父親早就去逝了。
她微笑頷首，表示嘉許，隨後又擲了個<蹇之既濟卦>，問她母親的近況，
我說:妳的母親日前曾經自殺獲救。
這次她不禁露出驚異的神色，嘖嘖稱奇道:準!準!施主，你有這套好卦藝，
還擔憂些什麼？最壞的情況，你總可以開間命相館，為人斷卦解疑吧!
心印法師的話有如茫茫暗夜的一點星芒，隱隱地為我指引了一道求生的
路徑。我在內心暗自嘀咕道：是啊!難道天地不仁，真要毀掉我這個手無縛
雞之力的窮書生不成？不!我絕不屈服。俗話說一枝草，一點露。我要”莊
敬自強，處變不驚，我要振作……
事有湊巧，剛好多年前我在一個卦學研究班認識的北海異人師兄，新近
在高雄市大公路的富野商埸內開了一家命相館，由於他性喜四處雲遊，不
能整日坐鎮，希望我能和他共同經營，由我看上午，他看下午。我當然是
久旱逢霖，大喜望外，於是事情就此敲定：九月一日開始”上班”。
在我正式”下海”之前，還有一段小插曲：我善良的老母親，知道我決心
去當”相命仙”時，嚇了一大跳，她一直地阻止我說：大學生還算命，人家
會笑啦，而且卜卦真的靈嗎？
我說：這樣好了，前幾天隔壁臨產的青展嫂曾經來找我算卦，(這是庚申
月甲戌日占得的需之節卦)我斷她生的是女兒，如果我說準了，您就答應
我，好不好？
母親拗不過我，只得點頭。過了幾天。青展嫂果然有了弄瓦之喜。於是我
收拾了一個小包裹，每天搭車到高雄，順理成章地當起”相命仙”來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開張至今，已經半月有餘了，情況比我想像的
好得多。從顧客們信服的眼神和滿意的回應中，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對自
己的卦藝也建立了充分的信心，同時也漸漸肯定這個行業的意義了。在此
，我要感謝臺x時報副刊發布我”下海”算命的消息：感謝中x晚報社的張
x莉小姐，刊登我平生第一篇談到的文字;也感謝百忙中抽空來看我的同學
、學生，以及識與不識的朋友們。你們的關懷是我自我期許的動力，我相
信教書時是個仁慈的老師的我，也必定是一個正派的相師;決不妖言惑眾，
決不詐財騙色，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得暇自當多方鑽研，潛心著述，
秉持著知識分於傳文化薪火的使命感，繼續將老祖宗們智慧結晶的卦學，
加以發揚光大，庶幾不負來茲。 -
[ 這篇文章最後由oligo在 2005/08/09 04:54pm 第 1 次編輯 ]
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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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最後由oligo在 2005/08/09 04:51pm 第 1 次編輯 ]
鄧鐵濤
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教授 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我生於中醫家庭，先父名夢覺，畢生業醫。自幼目睹中醫藥能為人們解除疾苦，乃有志於醫學，及長就讀於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學習五年，打下了基礎。畢業時(1937年)正是中醫備受壓迫摧殘之秋，在這樣的環境下，中醫出路何在?當時有人提出”中醫科學化”的口號，乃為我們所接受。提出這一口號的是廣東譚次仲先生，上海惲鐵樵與陸淵雷先生等，並正進行這方面的工作，這些前輩的著作，對我的思想有過一定的影響。
中醫科學化，如何化法?限於三十年代的歷史條件，這些老前輩在學術研究上沒有新的突破，只能說是唐容川等”中西匯通”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並在中醫學術界提出了新的問題，以圖找尋出路。三十年代這方面的著作，體會到中醫不能停滯不前，但要發揚中醫，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了目標，還要有方法，要大眾一心，同心協力才能成功。在農業社會，縱使想得高、想得遠，但糊口問題，卻往往佔諸首位，要實現理想誠非易事。在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下，當時的前輩學者實在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說我們年輕一輩了。
先父在學術上，對”傷寒、溫病”兩派無所偏執。他幾十歲了，經常背誦《內經》作為一種樂趣。由於廣東地處南方，濕熱為病最多，所以在臨證上，使用溫病派的方藥較多。他對吳鞠通、王孟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當重視，同代人中比較敬崇張錫鈍先生。因此我對這些著作也較為重視。他主張我多踉師臨證。因此我在讀醫專時自找實習門路，前後跟隨了幾位不伺派別、各有專長的老前輩實習。雖然那時所謂的實習，只是站在老師座後的”侍診°，遠比不上今天的見習，但應該說仍然是頗有收獲的。見老師用過的方藥，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數。加親見家父使用仲景治產後腹痛的枳實芍藥散，治癒一例需注射嗎啡才能止痛幾個小時，藥力過後又復劇痛的產婦，才體會到這個既簡單而又不屬於止痛之劑的藥散，卻有驚人的效果。有些經驗是老師們自己摸索出來的，如陳月樵先生治小兒好用”夜游蟲”(即蟑螂)，其祛痰熄風之功甚妙。通過學習、跟師、臨證，深深體會到中醫這個偉大寶庫有三大構成部分:一是浩如煙海的中醫典籍;二是在中醫尤其是老中醫腦海裏的寶貴學識與豐富經驗;三是在廣大民眾之中的秘方驗方。
自己臨證實踐後，雖然日積月累，有些收獲。但對我來說，學術鑽研的真正開始，是在我從事中醫教育工作以後，對交給我的教學任務從不推托、選擇，故先後任教的科目有好幾科。教學相長。正如前人所比喻的:”你給學生一壺水，自己必須有一桶水”。長時間的教學，迫使自己不斷學習，不斷吸取營養，在理論上日漸有些收獲，從而在前人的基礎上，能提出一些自己還不成熟的見解。如傷寒派與溫病派之爭已二、三百年，當我在中醫進修學校教”溫病之研究”時，翻閱了不少文獻，試以歷史觀點來分析這些文獻，初步認為:兩派的論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溫病學派實在是傷寒學派的繼續發展，兩者的理論與經驗都是寶貴的，不應繼續互相排斥。這一淺見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認可。
理論上有所收益，對於自己來說只是得到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是實踐。指導不了實踐的理論、實踐證明不了的理論，是空頭理論，或只是”設想”而已。雖然自己幾十年來，從未中斷過臨證治病，但真正給自己以較大鍛煉的是1960年，我和幾位教師與一九五九屆高研班幾十位學員到s醫院協作搞”脾胃學說研究”之時，那是一段值得懷念的日子。在那裏有機會參與危重症的搶救工作。該院謝旺先生十分支持中醫藥的治療，決定病人開不開刀，往往要徵求中醫的意見，並尊重中醫的意見。這使我們有機會，和該院的醫護同事一起，為了堅持中醫為主的治療，度過無數個捏著汗守護在危重病人床邊的日日夜夜。當時和”西學中”的同事一起還進行了一些實驗研究。時間雖然只有一年多，對我來說是十分寶貴的。因為光復以前醫院甚少，床位更少，中醫對危重病人是在病人的”家庭病床”邊進行搶救的，那時中醫仍有機會救治危重病症。光復後，醫院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醫主管的，中醫只有會診的機曾，主管權不在自己手上，我們自己的附屬醫院病床又少得可憐，中醫已失去搶救危重病人的機會。
在一五七醫院不同，參加救治危重病人的決定權最少也有50%，有時達75%。因為當時的確用中醫藥解決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取得醫院的信任與支持。如一個急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藥物治療無效，由於診斷未明未敢用嗎啡類止痛藥。一位教師卻為之一針而癒。又如一腸套疊已三天的患兒，經用中藥及針灸也治癒了。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受到考驗與鍛煉。我深深的體會到，中醫學的發展必須在，理論研究整理的同時，不斷提高中醫中藥的治療水準，如果只有理論，而不能用中醫藥的辦法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中醫學便有日漸消亡的危險。但可嘆的是中醫學院的附屬醫院病床既少、設備也簡陋，從一九七八年以後，才有些改進，但進展仍慢。
學醫後感到自己文化基礎薄弱，遂飢不擇食地著書，文、史、哲及其他自然科學知識等都看，課外讀書雜亂而無計劃，貪多嚼不爛，花費了一些時間，但自己摸索著走路，付出了光陰作為代價，初步養成自學的信心與習慣，還是值得的。讀書亂不好，但讀書雜有好處，今天我仍然認為，知識面既要有深度，也應有廣度。積累知識好比建築金字塔，底寬頂尖，乃能巍然屹立。我們是社會上的一員，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除了醫學領域之外，還有人生其他思想活動的領域。知識的廣度可以使我們視野開闊，能幫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動專業知識的深化與發展，文學、藝術使我們接觸時代的脈搏與生活氣息。因此在業醫之餘，也就成了我的愛好。
《內》、《難》、《傷寒》、《金匱》等古典醫籍，經過反覆多次地實踐與教學，對它們價值的認識不斷加深，這些著作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公認的，就不細說了。《內經》這一古典著作這麼重要，說明我國醫學源遠流長，沒有醫學史的知識，不足以瞭解幾千年來的成就與發展。因此，我對醫學史有興趣，而醫學史又和中國通史息息相關。
中學時代的歷史知識遠遠不夠，不得不涉獵一些通史。《內經》充滿哲理，其理論的產生和古代哲學有血緣關係。金元時代我國醫學的爭鳴亦與當時哲學上的爭論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得簡要而又深刻:”儒之分始於宋，醫之分始於金元。”儒與醫前後並論是有根據的，而促使自己去讀一些中國哲學思想史。當然，對通史、哲學思想史我至今仍屬門外漢，但我認為這是要列入自己學習領域之內的必修學科。
針灸與按摩，我學得很膚淺，但對於治療危重病症，有時卻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目前中醫講究分科，有利於深入發掘與鑽研，這是好的方面，但不宜絕對化。我認為一般中醫都應懂得針灸與按摩，因為這些治療手段在臨床各科都有其適應證。特別是它十分方便，我曾在路邊用按摩方法救治過昏厥的患者，會用梅花針搶救過大吐血的患者，用艾灸隱白、大敦救治過產後大出血的患者。遺憾的是我對這兩科未登堂室!
各家學說這門學科，設立得很好。我擔任過該科的教學，對其中一些名家學說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討，並在臨證時加以驗證，這方面的收益是比較大的。有些名家的一家之言，應該拿到臨床中去驗證，不能草率地批判拋棄。一家之言，有些好像是一塊璞玉，經過加工，晶瑩乃見。例如，李東垣陰火之論，張景岳會給以嚴厲的批評。但李氏治陰火之法，是值得重視的，而且其源實出於仲景，只是說理上有些失當之處罷了。至於有人說他的”甘溫除熱法”是騙人的，這只因批評者自己缺乏經驗罷了。一家學說，往往是其畢生學術經驗的總結，我們宜把重點放在吸取其所長，才能有更大的收益。批評前人所短正其謬誤，不能說不需要，但應持審慎態度，並應注意其所處之時代背景。對前人學說，歷史地、辯證地給予正確的評價，也是我們今天應做的工作。歷代醫家學說是值得我們發掘的大寶藏。回顧自己這方面的工作實在做得很不夠。
中醫學術發展的道路已指出來了，徬徨幾十年的中醫可說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現代中醫、西學中和有志於研究中醫的其他科學家們的努力了。中醫學的前途有如萬里雲天，遠大光明，我們的責任，任重而道遠，故以”萬里雲天萬里路”為題。
(鄧中炎整理)[作者簡介]鄧鐵濤(1916~)，廣東開平縣人。幼承家學，及長又攻讀於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曾懸壺於廣州、香港及武漢等地。光復後曾任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教務主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師、教研組主任、教務處副處長等職。現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理論整埋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史學會委員、廣東省第四屆政協委員、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廣州分會副埋事長、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副秘書長、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教授。從事中醫工作四十餘年.有較深的理論素養和豐富的臨床經驗。長於心血管病、消化系統疾病的治療，對中國醫學史與各家學說亦有研究。先後參加主編和編寫的主要著作有《中醫診斷學》、《中醫簡明教程》、《中醫學新編》、《新編中醫學概要》、《簡明中醫辭典》、《中醫辭典》、《學說探討與臨證》。其中某些著述被譯為日文在日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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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最後由oligo在 2005/08/08 04:27pm 第 1 次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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