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海]

原帖由 leemt 於 2006-6-1 03:45 PM 發表
邵康節的八字如下：

年月日時
辛辛甲甲
亥丑子戌

本人很有興趣研究邵康節的八字，請各大師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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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代開始，便隨著宋朝的國運與時代環境的刺激，自然而然有學者加以注意。因此有了邵康節易理與象數之學的興起，出入於各種術數之間而形成《皇極經世》的巨著了。邵氏之學雖如異軍突起掘立於上下五千年之間，但為探尋它的究竟，學雖別有師承，而實皆脫胎於術數而來，應當另列專論。自此以後，中國的”星命”、”星相”、”堪輿”、”讖緯”、”占卜”等之學識，或多或少，都受邵氏之學的影響而有另辟新境界的趨向。此類著作，或假托是邵氏的著述，或撮取邵氏之學的精神而另啟蹊徑。 由此而到了明代，”星命”之學，便有”河洛理數”、”太乙數”、”果老星宗”、”紫微斗數”、”鐵板數”等方法的繁興。”堪輿”之學，便有”三合”、”三元”等的分歧。但”九宮(星)”、”紫白”等方法，又通用於”星命”與”堪輿”等學說之間。其餘如”占卜”、”選擇”之學，則有”大六壬”神數，與”奇門遁甲”等相互媲美。綜羅複雜，學多旁歧，難以統一。且因歷代學者儒林–傳統的習慣觀念，對於這些”術數”學識多予鄙棄，並不重視。專門喜愛”術數”的術士或學者，又限於時代環境的閉塞，讀書不多，研究意見不得交流融會。故步自封而敝帚自珍的處處皆是，因此駁而不純，各自為是地雜亂而不成系統。到了清初，由康熙朝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羅列資料，頗具規模。但並未研究整理成為嚴謹的體系，而且沒有加以定論。乾隆接踵而起，除了搜集選擇”術數”等有關的著作，分門別類，列入《四庫全書》以內，又特命”術數”學家們，編纂了《協紀辨方》一書，以供學者的參考。對於學理的精究，畢竟仍然欠缺具體的定論。 但是，它在中國文化思想的幕後具有的影響力量，依然如故。只是人人都各自暗中相信、尋求，但人人又都不肯明白承認。人心與學術一樣，許多方面，都是詭怪得難以理喻，古今中外，均是如此。所以，對於幕後文化明貶暗褒的情形，也就不足為怪了。
　　一個人天才和氣質的秉賦，雖然各有所長，但氣質的秉賦，對於學問，實在有很大的關係。在北宋時代，與邵康節同時知名的蘇東坡，曾經說過”書到今生讀已遲”的名言，這句話雖然有點過於神秘之感，但在強調天才和氣質的關係上，實在含有深意。中國文化史上知名的北宋五大儒之一邵康節，有出塵脫俗的秉賦和氣質，加以好學深思的工力，和溫柔自處的高深修養，所以盡他一生學問的成就，比較起來，就有勝於”二程”和張載諸大儒。 後來朱晦翁(熹)對他甚為崇拜，並非純為感情用事。北宋諸大儒的學問出入佛老之後，創建了”理學”而不遺餘力地排斥佛道之說。此外，不講”理學”，留情佛老之學如蘇東坡、王安石等人，又因各人對於世務上有了意見的爭執而互相黨同伐異，彼此攻於不已，自誤誤國，與魏、晉談玄學風的後果，可以說跡異而實同。其間唯有邵康節的學養見識，綜羅儒、佛、道三家的精英，既不侵佛附道，亦不過分排斥佛老，超然物外，自成一家之言。單就這種態度和見解來講，殊非北宋諸大儒所能及的。他的見地修養，除了《觀物外篇》與《擊壤集》，有極深的造詣，對《易經》”象數”之學，更有獨到的成就。綜羅漢、唐之說而別具見解，以六十四封循環往復作為”綱宗”的符號，推演宇宙時間和人物的際運，說明”歷史哲學”和人事機運的演變，認為人世事物一切隨時變化的現象，並非出於偶然，在在處處，”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因而他對”歷史哲學”的觀念，認為有其自然性的規律存在，本此著成《觀物內篇》的圖表，與《觀物外篇》合集而構成《皇極經世》的千古名著。《觀物內篇》的內容，好像是歷史的宿命論，而又非純粹的宿命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讖緯預言之學的綜論或集成，同時也可以說是《易經》序卦史觀的具體化。

　　年月日時的區分：根據《尚書》的資料，中國的史文化，自唐堯開始，經過虞舜而到夏禹，早已秉承古的傳統，以太陰曆為基準，確定時間的標準。一年分為十二個月；每月均分為三十天；每天分為十二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時又分三刻。這種星象曆法的時間觀念，由來久遠，相傳遠始於黃帝時代，這事是否可信，另當別論。但都是以太陰(月亮)為基準，所以代表了十二時辰的十二個符號，便叫作”地支”。擴充”地支”符號的應用，也可以作為年的代號，例如子年、丑年而到亥年以後，再開始為子年、丑年等循環性的規律。 二十四節氣的區分：古代的”星象曆法”，同時也以太陽在天體的行度作標準。所以中國過去採用的陰曆；實際上是陰陽合歷的。除了一年十二個月，一個月三十天的基準以外，根據太陽在天體上的行度與地面上氣象的變化和影響，又以”春、夏、秋、冬”四季，統率十二個月。也等於《易經》”乾卦”卦辭所謂”元、亨、利、貞”的四種德性。並且除了以四季統率十二個月外，又進一步劃分它在季節氣象上的歸屬，而分為二十四個節氣，例如”冬至、小寒（十二月節）大寒，立春（正月節）雨水，驚蟄（二月節）春分，清明（三月節）谷雨，立夏（四月節）小滿，芒種（五月節）夏至，小暑（六月節）大暑，立秋（七月節）處暑，白露（八月節）秋分，寒路（九月節）霜降，立冬（十月節）小雪，大雪（十一月節）”等二十四個名號。這二十四節氣的標準，是根據太陽與地球氣象的關係而定，並非以太陰(月亮)的盈虧為準。 五候六氣的劃分：除了四季統率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以外，又以”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候為一節”作為季節氣候劃分的基準。根據這種規例，推而廣之，便可用在以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為兩世，配合《易經》交爻重劃卦的作用。縮而小之，則可用在一天十二個時辰、刻、分之間與秒數的微妙關係。 這種上古天文氣象學和星象學，以及曆法的確立，雖然是以太陰(月亮)的盈虧為基準，但同時也配合太陽在天體上的行度，以及它與月亮、地球面上有關季節的變化。可是上古中國天文星象學除了這些以外，再把”時間”擴充到天體和宇宙的”空間”裡去，探究宇宙時間的世界壽命之說，不但並不完備，實在還很欠缺。只有在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以天文星象的公式，強自配合中國地理的”星象分野”之學，勉強可以說它便是中國上古文化的”時””空”統一的觀念。很可惜的這種”時””空”統一的學說仍然只限於以中國即天下的範圍，四海以外的”時””空”，仍然未有所知。況且”星象分野”之學，在中國的地理學上，也是很牽強附會的思想，並不足以為據。青年同學們讀國文，看到王勃《滕王閣序》所謂的”星象翼軫”，便是由於這種”星象分野”的觀念而來。
　　漢末魏、晉到南北朝數百年間，佛學中無限擴充的宇宙”時””空”觀進入中國以後，便使中國文化中的宇宙觀，躍進到新的境界。但很可惜的，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的文化觸角，始終在”文學的哲學”或”哲學的文學”境界中高談形而上的理性，並沒有重視這種珍奇的宇宙觀，而進一步探索宇宙物理的變化與人事演變的微妙關係。甚之，當時的人們，限於知識的範圍，反而視為荒誕虛玄而不足道。(關於佛學的宇宙觀和世界觀的補充說明，必須要另作專論，才能較為詳盡。)直到北宋時代，由邵康節開始，才撮取了佛家對於形成世界”成、住、壞、空”劫數之說的觀念，揉入《易》理”盈、虛、消、長””窮、通、變、化”的思想中，構成了《皇極經世》的”歷史哲學”和”易學的史觀”。其實，邵子創立《皇極經世》”易學史觀”的方法，我想他的本意，也是寓繁於簡，希望人人都能懂得，個個都可一目瞭然。因此而”知天””知命”，”反身而誠”而合於天心的仁性。並非是故弄玄虛，希望千載之後的人們，”仰之彌高”鑽之不透的。無奈經過後世學者多作畫蛇添足的註解，反而使得邵子之學，愈來愈加糊塗。 在邵康節所著人盡皆知的《皇極經世》一書中，最基本的一個概念，便是他把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根據易理象數的法則。規定一個簡單容易記錄的公式。他對這個公式的定名。叫做”元、會、運、世”。簡單地講，以一年的年、月、日、時作基礎。所謂一元，便是以一年作單元的代表。一年(元)之中有十二個月，每個月的月初和月尾。所謂晦朔之間，便是日月相會的時間，因此便叫做會。換言之，一元之間，便包含了十二會。每個月之中，地球本身運轉三十次，所以一會包含三十運。但一天之中又有十二個時辰，每一個時辰，又有三十分。因此把一運之中包含十二世，一世概括三十分。擴而充之，便構成了”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之中，共計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三十運之中，共計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十二會之中，共計十二萬九干六百年為一元”。一元便是代表這個世界的文明形成到毀滅終結的基數，由開闢以後到終結的中間過程之演變，便分為十二會，每一會中又有運世的變化。這種觀念大致是受到佛學中”大劫、中劫、小劫”之說的影響而來。如果把它列成公式，便如:30(世)×12×30×12＝126900 但是這種算式，在一般沒有算學素養的人是不容易記得的，因此便把一元之中的十二會，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作數字的符號，便於記憶。由世界開闢到終結，便分成了十二會。於是”天開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的觀念，便由邵氏的”元、會、運、世”之學中形成為後世陰陽家們的共通觀念了。 邵子創立了”元、會、運、世”之學，用來說明自開天闢地以來，到達最後的”亥會”，合計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但邵子所說的天地始終之數，並非就是地球由出生到毀滅的壽命。這個”元、會、運、世”的數字之說，只是大致相當於佛學所說的一個”小劫” ，是說世界人類文明的形成到毀滅的一段過程。佛學只用”刀兵””饑饉””瘟疫”等人類社會的活動現象作說明。邵子卻以數字配合卦象作代表。至於循環之說，又與輪迴的道理，默相契合，頗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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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河南人。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逾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仿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余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複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

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子伯溫，別有傳。

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六·道學一

陳按：

考邵雍《伊川擊壤集》載先生之《生日吟》：“辛亥年，辛醜月，甲子日，甲戌辰，日時同甲，年月同辛，吾於此際，生而?人。”西元1101年，農曆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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