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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 月, 2009 在 5:20 上午 in reply to: 請問有京房歷史嗎 ? 他為何出名 ?

京房（前77 前37年），西漢學者，本姓李，字君明，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

　　京房之所以馳名於中國學術史，是由於他開創了今文《易》學“京氏學”。《易》作為中國學術源頭之一，研求者代不絕跡，京房是其中頗有影響的一位。京房的《易》學得之于焦延壽。焦延壽講《易》，喜推災異，以自然災害解釋卦象，推衍人事。《漢書?京房傳》概括焦延壽的學術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漢代《易》學流變為術數，焦延壽是始作俑者。

　　京房從焦延壽學《易》，深得焦氏《易》學“真諦”。他把焦延壽以災異講《易》的做法推向極端，到處宣講，以之干政，使《易》學此一流派在當時聲名顯赫，對後世影響極大，以致人們把這一流派稱之為今文《易》學“京氏學”。焦延壽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險性，曾不無憂慮地說：“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漢書?京房傳》）最後結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把災異與政治相聯繫，這種作法並非始於京房。京房的“創新”在於，他把這種聯繫置于《易》學框架之內，從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災異與政治之間並無因果聯繫，要想以講災異干政，就必須對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發展變化趨勢，能夠做出比較準確的預測，再把這些預測與自然災害、反常天象結合起來，才能為人們所接受。京房不乏這方面能力。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清）。”京房趁此機會，“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漢書?京房傳》）通過講災變的方法，京房獲得了元帝的信任。

　　京房講災異的目的在於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由此，當漢元帝召見他時，他就趁機對元帝宣講自己的見解，說：

　　“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漢書?京房傳》）

　　元帝被京房的見解所打動，“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漢書?京房傳》）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沒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擱置起來。當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與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們，在一次元帝宴見他時，趁機下說詞，他先講了一通帝王任人不當，會造成天下大亂，災異橫生，然後指出：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同上）

　　他進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用人不當所致。這些話，危言聳聽，令元帝悚然心動，連忙向京房打聽錯用的是誰，京房趁機提出：“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顯端了出來。由此，石顯、五鹿充宗等對京房更心懷怨恨。這次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遭到官員們反對，皇帝讓京房推薦其“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石顯等人趁機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試師”，試圖把京房排擠出朝廷中樞。元帝接受了石顯等的建議，“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漢書?京房傳》）京房離京後，石顯等藉機羅織罪名，最終竟將其置於死地。

　　在以災異干政方面，京房失敗了，但他發展出的這套理論，在中國歷史上卻影響甚大。中國古人重視觀察、記錄異常天象和自然災害，與這種思想方法不無關係。中國古代天文學有一重要特點：重視天象觀測、記錄。這一特點的形成，就是由於天人感應思想和京房這套災異論影響的結果。

　　京房既要講災異，就要觀察、了解災異，這使得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在科學史上比較重要的發現。例如，《開元佔經》卷九“日食而珥有雲衝”一節記載京房的話說：

　　“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蝕，有白雲衝出四角，青雲交貫中央。”

　　日珥是日面上不時發生的火焰狀噴出物，一般情況下難以看見，日食時則較易於觀察到。早在戰國時代，甘德、石申就曾注意到日食時日面邊緣有群鳥或白兔那樣的東西，那就是日珥。京房則注意到日全食時有時可見到好幾個日珥。引文中他所說的是四珥，在同一節中還提到過二珥、三珥的情形。另外，這裡他所說的“有白雲衝出四角”，指的是日全食時有時有白雲從日面邊緣向四面衝出的情景，這應當是指日冕。有的日冕呈射線狀，因而有“衝出”的感覺。描述日冕的文字，此前並不多見。由此，京房的觀測非常珍貴：他的描述是準確的，而且在時間上也相當早。

　　在科學史上，京房的地位還得益於他的音律學造詣。《京房傳》說他“好鍾律，知音聲”，並非誇張之辭。他“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漢書?京房傳》），遂以京為姓。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對音律的迷戀。

　　在音律理論方面，京房把傳統的十二律擴展成了六十律。在此之前，人們採用三分損益法計算十二律，用這種方法，當生到第十一次（即第十二律）後，不能回到出發律上，使得十二律不能週而復始。對此，京房採用了擴展十二律的解決辦法。根據傳統的三分損益法，黃鐘生林鐘，鍾，林太簇，太簇生南呂，……這樣依次相生，最後是無射生中呂，就得到了十二律。京房則從中呂起繼續往下生，直到六十律為止。其實，六十律並非京房的發明，《後漢書?律歷志》明確記載漢元帝派人向京房問律，“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法”。由此，六十律是焦延壽之所為，京房的作用在於把這一方法介紹給了社會。

　　採用六十律相生法，當升到五十三次（即第五十四律）時，已與出發律極為相似，可以週而復始了。可是，焦延壽、京房為使律與歷相結合，一定要湊成六十這一整數，使得“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後漢書?律歷志》）這當然是牽強附會。而且這種定律法在演奏實踐和樂器製造方面都有困難，因而無實用價值。這種定律法的價值在於理論上給人們指出了一種可能性：可以通過極微小的音差來變換音律。

　　京房在樂器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貢獻。過去，笛不用商，只有四孔，對應于宮、角、徵、羽。京房加商於笛，合成五音。他加孔置笛後上部，便於按指吹奏。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京房的另一成就是發明了一種由十三根弦組成的稱為“準”的定律器。《後漢書?律厲志》記載了京房發明“準”的緣由及“準”的具體形製：

　　“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

　　在“準”發明之前，音律標準器主要由竹子製成，但竹管充當標準器，有其不足之處，即“竹聲不可以度調”，很難通過調節它的長度來審音。由此，京房發明了“準”，“準”的結構原理類似於瑟，它有十三根弦。我們知道，瑟的一弦一柱，其清濁全憑移柱來定。現在“準”的十三弦亦各有柱，可以通過移柱調整各弦振動頻率。京房以合於黃鐘管音的中弦為其餘十二弦的準則，由於其餘諸弦粗細相同，張力相等，因此就可以用它們的長度來審音。《後漢書?律歷志》對此總結說：“均其中弦，令與黃鐘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京房改管為弦作為定律器，還有另一目的：用以證其六十律。把音律學理論與樂器改造相結合，這種努力應予肯定。

　　《後漢書?律歷志》在介紹京房的音律學見解時說：“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我們知道，王莽托古改製，曾指派劉歆組織精于律歷學者討論度量衡音律之事，後來劉歆把他們討論結果呈報皇帝，此即史書上所謂的劉歆“典領條奏”。現在，京房“言律詳於歆所奏”，這一評價表明，京房的音律學造詣及貢獻的確很高。他在科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是應該的。京房納甲法的音律解釋

　　在京房易中，陰陽二氣的對待深入於其各種學說。於其納甲體系，《京房易傳》雲：“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顯然，京房的納甲原則為陽卦配陽幹，陰卦配陰乾，即：

　　陽卦乾震坎艮　陰卦坤巽離兌

　　陽幹甲庚戊丙　陰乾乙辛己丁

　　除納甲外，京房還將十二支納入八宮卦中。廣義的納甲也包含納支。納支遵循的原則同納甲一樣，仍是陽卦納陽支，陰卦納陰支。二期內在機制，盧央認為，乃是曆法及生律法納入。具體為：從曆法來看，冬至所在之月或建子之月為一年之始，二十二律以黃鐘為首，鍾為首自冬至始，所以黃鐘當乾之初九，納支為子。此起點確立之後，京房又根據音律之三分損益法，按十二支來說，即隔八生律法，納其它各支。隔八生律法即：律起於黃鐘子位當乾初九爻，再從子位起算，歷子醜寅卯辰巳午未八位，這是林鐘未位，當坤初六爻，于時為六月。再從未位起算，未申酉戌亥子醜寅，這時律為泰簇寅位，當乾九二爻，時為正月。如此隔八相生，得出全部十二律及其支位所對應的爻位。這樣，乾從初九到上九分別納子寅辰午申戌六支；而坤卦是陰卦，據“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之則，應右旋與六陽律相反方向運轉，最後得出坤卦從初爻至上爻分別納未巳卯醜亥酉六支。

　　其餘六卦各爻配支的法則，按律歷之相配，“十一月和五月為子午，陽支配陽卦各爻，故配長男震，……與乾卦同。十二月和六月為醜未，陰支配陰卦，故長女巽卦當之。……接著正月和七月當寅和申，又納于陽卦，則以中男坎卦配之。……再接著是二月和八月為卯和酉，則以中女離卦配之。……然後是三月和九月，當辰和戌，以少男艮卦配之。……最後是四月和十月，為巳和亥，以少女兌卦配之。”

　　《漢書－藝文志》載：“京房好鍾律，知音聲，……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由此可證，京房確有可能根據曆法及生律法將十二支納入卦體中，故盧央之說應該可信。

　　漢代以前，人們已將音樂看作陰陽和合的產物。如《樂記》雲：“地氣上升，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地氣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煥之以日月，而百化與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這就把“樂”作為天地陰陽二氣相摩相盪的產物，將陰陽節奏視為陰陽升降的表徵。《管子－地員》與《呂氏春秋》皆對音律之“三分損益法”或“隔八生律法”進行過描述。如果盧央之京房依曆法與生律法納支之說成立，那麼，納甲說的背後乃是一幅陰陽對待、流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