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应严谨对待易学基本知识

[文抄公]

王先生是我在国史網中發現最敢言的一位! :愛你:

中國易學學者, 特別是經常出書的哪幾位…的隨意性, 半途出家, 外行充當內行, 情況之嚴重真使人不敢相信!

[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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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文抄公先生轉貼的好文章，這篇文章值得易友們認真的看一遍，尤其是術網今年的主旨在辨真對於假偽的及沒有依據的東西一定要分辨清楚。正所謂真的就是真的，偽裝應該剝去。當然，因為易學至今為止，仍未有一套大多數人接受的理論，因此形成對易學的理解見仁見智。但是，總不能信口雌黃，亂說一通。如果是個人的見解，仍未有确實的根據支持的話，那可以作為假說，留待今後找到依據去証明閣下的說法是正確的。這才是研究易學的正確之路！

[文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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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好幾篇:

主观臆断 妄说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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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极八卦、《易经》的起源和本原研究未有根本上的突破，因此有关《易经》和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臆断妄说十分盛行。
有些妄说是一望而可知的。比如，笔者曾多次看到这种介绍，有人在破译了《易经》和太极八卦之谜后，著成《宇宙物质成因学》，完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后来知道，这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便是中国铁路系统的王锡玉先生。根据王锡玉先生对太极八卦图的破译以及他创立的“宇宙统一场数（素）生成与转换理论”，不仅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可以修改，而且当今世界上诸如气功、特异功能、癌症、艾滋病、飞碟、外星人、金字塔、百慕大三角、海洋潮汐、太阳能源、中子星成因、慧星、万有引力等等一切使人大惑不解的千古之谜和宇宙中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有望得到一种新的解释或解决，因此它是人类认识史上重大革命风暴的开端，它将加快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没有科学依据，不能证实和检验的臆想竟然能够得到中国数十家媒体的追捧和报道（参见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52页，《解放军报》1988年1月8日）。直到近年，易学界还有人神乎其神地继续以“妄”传“妄”，说什么“当今，有人研究发现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太极八卦图，竟是人们苦苦追寻的宇宙统一模式图、宇宙统一方程式！”、“目前，中国的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明者是在识破了伏羲古太极图，完成了拉普拉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提出的崭新的科学系列理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凌志轩著《易经趣观》103页，亚太国际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河图洛书亦有类似的情况。如，孙国中先生主编《河图洛书解析》即言：“《河图》、《洛书》是宇宙发展运动的图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用之言天，则天在其中；用之言地，则地在其内；用之言人，则人不出其外。故左之右之无不逢源，诸门诸术皆可援以为说。所以阐发河洛的关键，在于揭示其潜藏着的宇宙发展运动的规律”（《河图洛书解析》致读者）。常秉义先生则说：“河图、洛书实质上是讲运动功能结构的。这种动态的、变化的充满生克之机的运动结构，既有波、粒二象性及其相关的纷纭万象，又有逼近宇宙演化发展本质的‘统一自然场’。其实还远不止这些。牛顿经典力学认为，空间和时间相互没有任何联系，并与万物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毫不搭界，这种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及处于其间的物质存在形式与运动状态各自为政，互不影响。而河、洛学说则认为时间坐标与空间坐标是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宇宙世界并没有超空间的时间，也没有超时间的空间或物质，时空永远是相结合的。时间产生于天体运动，天体运动的结果则体现在时间坐标上，时空之间既密合无间又彼此对应。我国古代先民正是在时空结合的基础上对宇宙及其万物进行研究的，河洛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由此可见，河洛之学无愧为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的滥觞”、而“河图洛书是伏羲时代的产物。那么，中国文明史再不能以文字时代来划定了，而应以河洛数理为标志上溯新的文明史。这就是说，早在七千年至一万多年以前（河洛诞生的时代），华夏土地上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常秉义著《周易与历法》118——11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有许多对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来源的随意性阐述或异想天开式的推测，如有人说“伏羲取阴阳而画‘八卦’，所取要数为2、8，阴阳为2，‘八卦’为8。而原子核外的电子数也取这两数，满2则8，满8又8，再满8倍8（2×8），如此叠加，不正说明‘阴阳八卦’的理论来自于自然本身吗？”（雷元星著《周易归真》49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9月版）。似乎伏羲画八卦正是根据原子核外的电子数而来。又说“明朝儒生完全可根据《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句，把伏羲八卦次序图砍成两段，让乾阳段竖在左边，让坤阴段竖在右边，乾上、坤下，阳（男）左阴（女）右，而排成两排。然后将它们各弯成一个半圆弧，合为伏羲八卦方位图。在得到伏羲八卦方位图之后，又将八卦的爻形还原成黑白块，填充在图八B中。然后同现在画函数曲线一样，将每零块的棱角拐点进行曲线处理，便成了图八C的形态。将这种雏形进一步修整，自然就出现了现在所见的阴阳鱼图”（雷元星著《周易归真》59页）。周大明先生说“河图——反映了自然界物质衍生与运动的规律。它是颛顼帝时期，人们用五行观念推知四季生成机理时形成的。洛书——反映了自然界物质在相对静止状态时的运动规律。它来自帝尧时期人们对大龟图纹的发现。这个发现，是建立在人们对河图所描述的自然界物质衍生与运动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太极——是自然界物质衍变过程中，内部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由无序状态向规则状态演进，达到泾渭分明时，物质内部阴阳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赖，并且可能使物质性质发生转变时，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规则状态。它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途经洛汭时，受黄河、洛河清浊二水交汇形成的漩涡现象的启发而画成的……”（周大明著《破解千古谜团——中华远古文明衍变轨迹探索》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等等。这些也都是一望而知其为妄说者。周大明先生甚至还要我们相信背上刻着洛书的神龟一定会再次来到人间。他说：“笔者断定神龟的存在。正是它引出了‘龙马负图，神龟负书’的美丽传说与记载。正像绘有慧星图案的鸡蛋一样，它会有规律地来到人间，有谁能断定今世没有神龟的存在！”（周大明著《破解千古谜团》23页）。易学研究而至于此，真不知是易学的悲哀还是国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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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严肃的研究者和著述也加入了妄说的行列，这是一般读者不容易分辨的，我们在这里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束景南先生在《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说：太极图“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早已举世公认，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而且也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人类文化与地球文明的标志。太极图的巨大科学价值不只在于它本身所描述的某种哲学观点和科学原理，而主要还在于它所象征与代表的是整体中国乃至东方的太极文化（太极哲学与太极科学），这种古老的太极文化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科学生命力。太极图不仅是属于人类20世纪的原子科学革命，而且是属于未来21世纪的生命科学革命，当今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革命的世纪，以太极图为象征的中国太极文化（包括中华气功）已引起东西方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与重视。太极图是对微观生命现象的描述，我相信它在未来21世纪的生命科学革命中一定会放射出更加夺目的真理光辉。”在束先生盾来，太极图不仅是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标志，而且它还是“与时俱进”的呢！现在已进入21世纪，太极图在生命科学革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起着什么作用，放射着什么“真理光辉”呢？
南怀瑾先生说：“有人讲《易经》的科学，问老祖宗画卦是怎样来的？答案是观察来的，是依据科学来的。但是依我的看法，它不象是我们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文化，而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的文化，发达到最高点，把科学的无数法则，归纳又归纳，最后归纳到八个简单的符号——八卦，留下来这么一点东西，而被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了拿来用。我想我们的老祖宗，说不定还不会有那么高的智慧，达到能够创造出来《易经》的程度。《易经》的法则，随便用在哪里都通的，以现在的科学来看，《易经》的法则，用在化学上亦通，用在物理上亦通，所以《易经》的法则，真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说：“为什么要用六爻？因为一直到现代的科学时代为止，宇宙间的事情、物理，没有超过六个阶段的。一切的变，只能变到第六个阶段，第七个变是另外一个局面的开始。以现代科学证明，物理上、化学上、电子、原子的变，都是六个阶段，只有化学的变有七个阶段，可是化学的第七个阶段是死的，没有用的。我们的老祖宗的头脑真厉害，当时并没有仪器，不知是如何发现了宇宙间一切事物，变的阶段不会超过六个的大原则。到今天为止，把全世界的文化集中起来，亦没有超过这个范围，所以后天只用六爻变，这是我们现代的解释”（南怀瑾著《易经杂说》18页、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南怀瑾先生的话象是调侃，一会说八卦是上一个冰河期的文化，一会说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可是就有人信以为真、引以为据，以证明《易经》是“第一代人类文明”时代留下来的（见凌志轩《易经趣观》28页）。
蒋凡、李笑野先生著《周易要义》前言说：《周易》“这部闪烁着神秘灵光的传统经典，原来只是当时的巫史，用来作为占筮问卜时判断吉凶的根据或参考的一种特殊记录而已。不过奇怪的是，它自诞生之后，很快就超越了占筮问卜的浓重原始宗教氛围，在其神秘的天幕之下，包裹着无尽的知识宝藏，让炎黄子孙甚至是世界人类在千秋万代之后，仍然享用至今……只要我们把《周易》及有关的《易》学论著，摆放到纵向的历史大舞台和横向的世界大环境中，作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并能站在二十世纪甚至是未来的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高度，重新作出理性判断和思考，那么我们坚信，《周易》神秘殿堂的大门是不难叩开的，其中的奥秘及‘遗传’密码，也将被破译。这样，它们的特殊价值及其无数的知识宝藏，将会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自我封闭中推向世界，并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乔力主编《中华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版）。根据《易经》八卦起源卜筮论，八卦本为卜筮符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易》超越占筮问卜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其进行了哲学化的理解、诠释。但是这里由没有什么意义的占筮问卜符号很快变成了“包裹着无尽的知识宝藏”，并将使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巅”，显然，这里面没有“巫术”和“魔法”起作用是不可能的（孔子和儒家不可能将“无尽的知识宝藏”放进八卦里面）。
张其成先生批评或评介了学界对太极图、八卦、河图洛书的各种“破译”以及妄说，但他自己又搞出一些新的妄说。比如他将阴阳鱼太极图、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河图洛书合成一图叫做什么“太极统一模型图”，又配上五行、天干、地支，说是“一幅宇宙生命动态结构与运行规律图”，真是莫名其妙！在中国文化中，太极图已是囊括万事万物的一幅简洁优美的图式，已是“一幅宇宙生命动态结构与运行规律图”，还配上八卦、河图洛书干什么？太极图已经搞得中国人昏头胀脑，八卦已经搞得中国人不辨东西，河图洛书已经让中国人迷迷糊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已经让人觉得神神叨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的起源和本相一样也没有搞清楚，又将它们全都拚凑在一起，能够表示什么高深的意义，启发出什么科学思维、科学道理？张先生说：“如果说卦爻、河洛、太极图系统都是立足于象数中的‘二’的话，那么加入五行、干支以后，就使得太极象数系统有了‘二’与‘三’统一。五行的基数是‘三’（两对阴阳加上中土），天干、地支分阴分阳之后各为‘五’与‘六’，‘五’的基数是‘三’（与五行同），‘六’的基数既是‘二’又是‘三’（2×3=6）。五行的加入不仅使得卦爻、河洛、太极图多了一种属性，而且最关键的是增加了阴阳‘二’的中间形态及彼此关系（‘三’），这就使得整个太极系统充满了活力。‘二’与‘三’的结合、阴阳与五行的统一，完成了一个自足、稳定系统的最终建立”（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80页）。这些话读起来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不过按照张先生的思维，我们可以继续发挥：不管五也好，六也好，三也好，二也好，其基数都该是‘一’，即太极；按张先生的说法，太极图的S形曲线本来就是“三”，太极系统本来就“充满了活力”，又何必加入五行，又怎么“多了一种属性”？说去说来，搞这些东西、说这些话，除了继续将易学八卦搞得神秘、混乱、不知所云以外，有什么意思？
潘雨廷先生说：“所谓科学易者，其理论或应用在易学中所本具，或已为历代易学家所论及，基本在象数中。凡易学象数，内含各种最基本的数学原理，形成种种数学模型，自然保存有大量信息，足可与西方的各种科学相应，故决非以今日西方的科学成就加以穿凿附会”、“科学易者，可视为现代研究易学之方向”（转引自江国梁著《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58页，鹭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易学象数保存有大量古代文化信息可能是真的，但说它们“足可与西方的各种科学相应”则言过其实，至少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后面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刘长允先生也认识到，前人对《周易》的阐释、注解已经够多的了，今人应该改换一下方向。他说：“鉴于前人对《周易》已经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我们今后应以对《周易》的改造、提高和应用为主，这也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和特色。所谓改造和提高，也只有对《周易》这部书才适用，因为《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是完全可以进行改造的，是完全可以注入今天的科学文化等内容的”（刘长允著《步入神秘的殿堂》147页，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年8月版）。现在的易学研究不要继续将主要精力放在阐释《周易》的微言大义上，这是明智的。但是《周易》研究或谓易学研究究竟怎样转向，是否现在要转到所谓“科学易”或者应用方面，笔者以为还需要继续商量、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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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研究易学的人以及并不研究易学的人，他们认为《易经》里面的学问高深莫测，它们是超越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的，人类一旦认识或者揭谜，我们面临的所有困境和疑惑都能得到解决或解释。坚守这种观点或信仰的人常常以《易经》六十四卦与二进制的关系；与生物遗传密码的的关系；与玻尔量子力学的关系、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以及刘子华先生 对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预测为证。关于这些问题，已有学者作过一些辨正，说明事实并不是象《易经》现代科学论者所认为和想象的那样。为了使一般读者了解真相，我们这里再将相关问题作一介绍。
据英国E·J·爱顿论文《莱布尼茨、中国与二进制》及其他历史资料可知：早在1667年，二进制的创始人莱布尼茨在法国巴黎看到帕斯卡创造的一台加法机时，他便产生了要创造一台乘法机的兴趣。1679年3月15日，莱布尼茨完成了他的二进制算术初稿。1685年，法国神父白晋与洪若翰、李明、张诚、刘应等被路易十四派到中国传教。1701年，莱布尼茨写信将二进制算术理论告诉好友白晋。白晋很快回信莱布尼茨，告诉他发现中国易卦与二进制的关系，并将邵雍所传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从北京寄给莱布尼茨。1703年，莱布尼茨将《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的论文交给他的老师毕纽恩，以便在科学院《纪要》上发表。莱布尼茨自己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这样谈论二进制与易卦的关系:“我和尊敬的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人伏羲的符号的显然是地正确的意义，这些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线断组合而成……是最简单的，一共有64个图形，包含在名为《易经》的书中。《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以后，文王和周公以及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6４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面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０和１。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当我把这个算术告诉尊敬的白晋神父时，他一下子认出来伏羲的符号，因为二者恰恰相符：阴爻――就是0，阳爻——就是1。这个算术提供了计算千变万化数目的最简便的方式……但是这个算术完全失传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在这方面中国达到了最完满的道德标准），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近代人。”事实很清楚，早在莱布尼茨见到伏羲六十四卦之前，他就发明了二进制，而最早发现六十四卦与二进制之间的对应关系的人也是白晋，而不是二进制的发明人莱布尼茨，因此说莱布尼茨受到伏羲六十四卦的启示而发明二进制是不符合事实的（参见董光璧著《易学与科技》第四章，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版）。至于莱布尼茨认为伏羲六十四卦的本质就是二进制算术，是伏羲时代就创造和掌握了的算术理论，也是不足为训的。由阴爻、阳爻两种符号构成的六十四卦，可以有多种规律性的排列方式，而二进制正是由两种不同的符号表示，因此它们之间发生对应关系是不足为奇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二进制正是两种不同符号的规律性排列。其实，用阴、阳爻表示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可以转换成二进制数、十进制数。
生物学上的六十四个遗传密码子虽然与《易经》六十四卦之数相合，但它们实际上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六十四个遗传密码的发现和组成是这样的：由于组成蛋白质分子的基本氨基酸有20种，生物遗传信息由遗传物质DNA和信使RNA传递给蛋白质，DNA和RNA只有四种核苷酸（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决定生物性状的不同，四种核苷酸以四种碱基A、G、C、U来代表），这就发生了四种核苷酸如何决定20种氨基酸的问题。如果一种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那么四种碱基只能决定四种氨基酸；如果两个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四种碱基也只能决定16种氨基酸。因此有人推测 ，应是每三个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这样四种碱基的不同组合可以达到4的3次方即64种。这种推测后来在实验中得到证实，而且科学家还弄清了哪三个碱基决定哪种氨基酸。1966年，科学家破译了全部三个碱基组成的遗传密码，知道在四种碱基A、G、C、U的64种不同组合中，有61种可用于编码各种特异的氨基酸，另外三种核苷酸组合（UAA、UAG、UGA）是编码终止信号。如果将四种碱基A、G、C、U分别对应于易卦中的四象老阳（ ）、少阳（ ）、少阴（ ）、老阴（ ），那么64个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就可能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学者申伯格，他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中，首次提出遗传密码与易卦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四种碱基与四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多达16种，因此64个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也就有多种不同的对应形式，我国的潘雨廷、萧景霖、顾明、王贲胜等先生根据不同的对应规则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对应形式。如果64种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科学的，或者说二者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必然具有确定性，必然应该是唯一的，而且四种碱基与四象之间的对应也应该是唯一确定的。另外，我们知道，64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产生并由阴爻、阳爻两种符号组成，其每一卦中的六爻并非是由四象老阳（ ）、少阳（ ）、少阴（ ）、老阴（ ）中取三个相同或不同的符号组成，即64卦与64种遗传密码在结构上、组合规律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说《易经》六十四卦揭示了生命的本质规律，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遗传密码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二者的关联仅仅是在数量上的吻合。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原子结构理论，二是量子理论。1947年，由于玻尔在量子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丹麦国王破格授予他荣誉勋章。按照惯例，王室授予的勋章上应该镌刻受奖人的族徽。玻尔在设计自己的族徽时，特意选用了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并刻上一句名言”contravia sunt complementa”(对立即互补)以反映他在量子理论方面的一个主要贡献和思想”互补原理”（或曰”并协原理”）。由于这个原因，太极图常常被有意无意地传为与量子理论有关，或者玻尔是在太极图阴阳观念的启发下发现了“互补原理”，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互补原理”是1927年玻尔对量子力学提出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在世界第五届物理学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被确定为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其产生则要追踪到量子理论本身的产生及发展历程上。在19世纪末，科学家已发现经典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清楚黑体辐射实验。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能量不连续的假定，即物质辐射（或吸收）的能量只能是某一最小能量单位（能量量子）的整数倍，这便是最初的量子理论。后来，爱因斯坦和玻尔等人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一系列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光的波粒二象性由此得以确认。1924年，法国的德布罗意提出实物粒子（电子）与光子一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很快得到实验证实。1927年，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原理”，即在微观世界中，由于物质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人们不能用实验手段同时确定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一个量越是确定，另一个量就越是不确定；同一年，玻尔提出了“互补原理”。由于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其位置和动量（速度）不能同时确定，玻尔认为：仪器应该分为测定位置的和测定速度的两类，把这两类定的结果“互补”起来，就能得到对完整认识，或者说当微观粒子表现为“波”时，就用“波”来描述，当其表现为“粒子”时，就用“粒子”来描述，二者“互补”。玻尔1937年曾到中国访问，他也许见到过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但据有关资料，玻尔1947年设计族徽时，还是一位中国史专家柯汉娜向他建议，他才选用了阴阳鱼太极图（《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14日第9版）。
刘子华先生是四川简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汤保发现太阳系第9颗行星—–冥王星。当时有一些天文学家认为，天王星运动中不合规律的现仍有一小部分不能用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影响来解释，因此他们认为，在冥王星轨道外还应当有一颗“超冥星”的存在。据此线索，一些天文学工作者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超冥星”的工作。刘子华先生想，中国古老的《周易》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说卦传》也说乾为天、坤为地、离为日、坎为月，说明八卦必与中国古人对太阳系以及宇宙的认识相关，因此他决定用八卦学理来推证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有无。1939年，刘子华完成了《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 —颗新行星的预测》博士论文。在该文中，刘子华先生预测太阳系第10颗行星“木王星”不仅存在，而且计算出其轨道速度为2公里/秒,密度为0.424克/立方厘米，对日距离为74亿公里，运行周期817年。1940年，刘子华在巴黎大学通过了论文答辩，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赞赏。刘子华先生的研究如果得到证实，似乎是八卦为宇宙世界之总规律、八卦与现代天文学相吻合的一个确证，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其论证牵强附会和疏漏之处甚多。比如他将先天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分别与土、火、日、木、金、月、水、地八个星球相对应，然后根据先天八卦的对待原理求各组对卦星球的速度参数，这样大致得到金木（巽、震）、水火（艮、兑）两对星球的速度和基本相等，但剩下的一半对卦星球并没有这个规律，于是他在巴黎图书馆翻阅了数百本易学书籍，终于找到明朝来知德《易经图解》中的一个八卦图（刘子华先生认为是传说中的中天八卦，但据易家从《周易参同契》、《帛书六十四卦》、《京房八宫卦序》、《元包经八宫卦序》中考证，中天八卦图与刘子华先生所说即来著八卦图不一样——参见欧阳红著《易图新辩》52页；田合禄、田峰先生则以后天八卦图为中天易，与来著八卦图更相去甚远——参见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459——460页），将乾离（土、日）、坤坎（地、月）四卦所对应的星球两两相合，然后作为一对卦星球得其速度和即四卦四星球的速度和大致与前面所言两组对卦星球速度和相等，这便是其八卦宇宙论的证据之一。又如他将巽、震、兑、艮四单卦 、复、临、遁四重卦及其所对应的金、木、火、水四星与天王星、木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分别视为四母卦四子卦、四母星四子星，然后纳入先天八卦图式，按乾、兑、离、震为天部，巽、坎、艮、坤为地部，求天地两部阴爻爻数的比值为1.75（实际天部阴爻数为13，地部阴爻数为11，得不出1.75），“木王星”的速度为1.189（与根据先天八卦对应八星球按对待原理求出的“木王星”速度为2相差接近1倍），而且天地两部总速度、总密度的比值都是1.75，天部总速度与总密度的比值，地部总速度与总密度的比值也都是5.638，这是其八卦宇宙论的又一证据（参见：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第10颗行星的推定》，曹展硕、吴恒昭主编《易学世界》第一辑，中国哲学文化出版社）。总之，即使太阳系第10颗行星完全按照刘子华先生的预测得到发现，它或者可以说明大自然和宇宙星空存在着某种和谐，但却并不证明先天八卦或其他什么卦图反映了太阳系或者宇宙的根本规律，因为刘子华先生对八卦图、八卦原理作了个人的改造、拼凑和理解。
有一种关于河图、洛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有关的说法，传者往往只是概略地提到，并不作具体介绍或深究。我在一位很有造诣的象数易学专家的著述中看到相关的一点介绍，说爱因斯坦曾“将河洛数结合时空相对论推衍”，这可能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河图洛书有关说法的最早的源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很深奥，但我还是想尽可能搞清楚相对论与河图洛书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对探究易学以及河图洛书的本来面目至关重要。从专家的书中看不出河图洛书与相对论到底存在着什么内在的联系以及爱因斯坦是怎样将河洛数与时空相对论结合推衍的，除了一种数字游戏以外（或者我没有看懂）。1999年初我将电话打进了这位我所敬重的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的著名象数易学专家家里，我说明了我的无知和困惑，真诚地向他请教，并希望能够允许我登门求教（当时我正在该专家所居的城市）。但是这位专家以含糊其辞的说法对待了我的疑惑。在我非常明确的意思表达和请求下，该专家连连说：“那都是些空套子，那都是些空套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套！”专家说“空套子”我就明白了，因为冯友兰先生早就说了：《周易》是“宇宙代数学”、“《周易》本身并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而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易学界还流行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即：“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全都被做出来了。”似乎爱因斯坦非常欣赏中国古代非逻辑的思维方式以及有机循环的认识论，这是那些《易经》现代神话论者最津津乐道的一面旗帜。不过爱因斯坦这段话先后有两种译本，后一种译本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倒是令人惊奇的”（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1979年版；转摘自侯样祥编著《传统与超越》8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照后一种译文看来，意思完全相反，爱因斯坦似乎有批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之嫌。当然，如果谁有爱因斯坦研究过河图洛书、将河图洛书与相对论结合推衍的确凿资料，希望在看到本文后能公布出来，以便进一步研究、探讨。
还有一种“神话”。李树菁先生987年在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现代自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说：“60年代以来，闻名世界的重大科学成果共计14项，其中12项是80年代以后的。更可喜的是，14项科学成果中，有9项是我国科学家80年代以后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有一元数学、物元分析、混沌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的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结构、地震自然节律、自然周期可公度性、生物全息律，其理论基础都来源于《周易》中的象数或与象数有关，有的与《周易》中的理论完全一致”（转引自欧阳红著《易图新辩》20页）。这个“闻名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共计14项”不知是按照什么标准遴选出来的。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疑早已成了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笔者不才，但也知道1988年邓小平在参观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时说：“虽然我们还比较落后，但不是一切领域都落后。我们在学习、吸取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是有能力在高科技领域搞出一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东西的”（《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5日）。也知道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也知道堪与相对论、量子理论一并载入二十世纪科学史册的混沌理论为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所提出，而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21期《科学的历程》排出了自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到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产生计32项世界重大科技成果，其中没有一项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游 光荣研究员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国情、科技发展战略，1998年发表文章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力三方面对美、俄、日、德、中五大国科技实力作对比分析，认为若美国的科技实力为100，日本约为美国的72%，德国约为美国的54%，俄罗斯约为美国的28.4%，中国则为美国的18.8%，还不到美国的1/5（游光荣著《中国科技国情分析报告》194——19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2002年2月1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们发现，此前已连续3年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及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仍未评出。新华社在次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指出：“这反映出我国缺乏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和重大技术发明创造。”中科院物理所一位专家认为，一等奖的空缺主要是由于我国整体科研实力与国际相比薄弱造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这些现象和事实感到痛苦和羞愧，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和事实。
笔者并不反对将现代科学与易学结合起来研究或者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和研究《易经》，但若以前述那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或类似的情况为据，认为《周易》包含有数不尽的现代科学知识、破译了《周易》八卦就会将人类文明推进一个世纪就足以使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世界文化之巅，或者现代科学、现代文明中有什么，《周易》也亦步亦趋、与时俱进地有什么，那我们只能认为是妄说。

4
1986年，《光明日报》和《科技智囊》多次报道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宣称“终于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光明日报》1996年11月20日第八版；《科技智囊》1996年第10期）。该研究是在清代江永“圣人则河图画卦图”及其论说基础上的延伸，指出江永之图有以下几点失误：a、按阴阳理论，河图中奇数白圈为阳应表示阳卦，偶数黑点为阴应表示阴卦，但按江永的确认阴坤之卦为白圈1，阳艮之卦为黑点6，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与奇偶不对应。b、按阴阳平衡原则，阴阳两仪所生四卦不仅卦、爻应平衡对称，所生卦数也应平衡，但按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数即太阳1（ ）、少阴2（ ）、少阳3（ ）、太阴4（ ）考察，阳仪四卦乾、兑、离、震之数总和为24，阴仪四卦巽、坎、艮、坤之数总和为16，阴阳两仪卦数不等。c、江永确定河图四象之时，每象推出八卦的规则不统一，即太阳象与少阴象按一种规则，太阴象与少阳象又按另一种规则。四象生八卦之规则不统一，便带有附会性质，也谈不上科学性和客观性。d、按江永的确认，河图八卦方位中乾卦对应震卦、兑卦对应离卦、坤卦对应巽卦、艮卦对应坎卦，无论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均无这种对应关系。课题组认为“江永的失误在于简单地将四象的顺序之数当作其本数”，但四象序数与四象本数是不同的；课题组认为四象本数的排列是：阳仪所生二象太阳、少阴的本数应为1、4，阴仪所生二象太阴、少阳的本数应为2、3，即太阳1（ ），少阴4（ ）、少阳3（ ）、太阴2（ ）。经过这样的调整，课题组就“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
课题组的成果发表后，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诘：“为什么以1、2、3、4配四象？为什么以1、2配太阳、太阴，以3、4配少阳、少阴？并没有可靠证据——按《易传》所载大衍法推算四象的配数，倒应为6、7、8、9；按象数之理，‘太’为多，‘少’为少，倒应该是3、4配太阳、太阴，1、2配少阳、少阴。再从八卦配数看，既然阳卦配奇数、阴卦配偶数，为什么阳卦的震、坎配的是6、2，阴卦的离、巽配的是1、7？可见自相矛盾的地方实在太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十数河图原本是五行生成数图，1、2、3、4、5生数与6、7、8、9、10成数相配的五方排列，表达的是五行的生成、运行过程以及生克关系等涵义，建构了一种时空合一的宇宙模型，而在如此的‘破译’中，震（木）居南方为夏时，坤、艮（土）居东方为春时，巽（木）居北方为冬时，显然彻底破坏了原河图五行、五方、五时的系统性、合理性，从而丢弃了十数河图时空统一、五行生成的精华”（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95页）。田合禄先生同样指出课题组也将离阴之卦配合奇数白圈1、震阳之卦配合偶数黑点6，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之性与奇偶之数的不对应”，并没有解决“阳卦数偶、阴卦数奇的矛盾”，因而其结论就不是正确的。他认为江永《河洛精蕴》一书对前人正确判断出河图中含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作了肯定，而江永也找到了一种判别确认河图四方象的科学方法，“古人曰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的说法是正确的，江永提出的河图四象之数也是正确的……圣人首先依河图生数成数分阴阳画出后天八卦次序图，然后依河图之纵横画出先天八卦次序图，最后以洛书列出先天八卦方位图，而与后天八卦方位图无关”，课题组并没有读懂江永（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535——545页）。
按照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之数太阳1（ ）、少阴2（ ）、少阳3（ ）、太阴4（ ）能够做到“观数即可以知卦，观卦即可以知数”。江永确实是在河图生成数与八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北大课题组尚没有做到这一步），但这种联系完全靠一系列人为的规则维系，没有那些规则，河图与八卦之间便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无论江永还是北大课题组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的破译，都不过是为了将河图与八卦联系在一起而必须要做的一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之类的工作而已，或者说这种研究根本上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伏羲则河洛画八卦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真实性的命题、一个假命题，甚至它就是一种妄说（限于篇幅，此处不作深入讨论，可参见拙著《伏羲画卦·河图洛书源流考》）。这种研究能够进入北大国情研究中心课题组真是匪夷所思！
1992年，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先生公布了他关于“太极图”形成新发现的重大成果：他通过实地考察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认为太极图是洛水流入黄河时，一清一浊，两水交汇形成的漩涡图，伏羲画卦时由此得到启发而创作了阴阳鱼太极图。后来，北京思维研究所在河、洛地区考察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太极图是“仿生”的结果。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研究“成果”竟然得到易学界、文化界不少学者的附会、认同。“为了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可信性，现全文抄录如下”（转自周大明著《破译千古谜团》32——34页）：

关于于长君同志首次发现
“太极图”形成新说评论意见

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太极图形”，是伏羲依据黄河洛河清浊二水交汇形成的漩涡现象有感而画的。这是河南巩义市周易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同志经过八年的实地考察，首次发现后，所得出的结论。其间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新发现，曾与河南省易经科学研究会会长董应周同志沿黄河视察，在郑州黄河游览区上游十公里处，发现黄河漩涡，面积约五平方公里。而河洛交汇处，黄河水浊、洛河水清，远远看去，黑白相间，夏秋大水之时所形成的漩涡，正是一幅壮观的“太极图形”。这一重大发现，又经河南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王保俊同志，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兵翔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廖永民同志，安阳周易研究会会长段长山同志，洛阳周易研究会会长蔡运章同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仁民同志，河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许顺湛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维华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康树森同志，副所长赵玉安、李书声、崔耀银同志，巩义市周易研究会名誉会长李永亮同志，秘书长马子芳同志，顾问吴友悌、张绍文、孙宪周、张鑫奇同志，北京思维技能研究所兼河洛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许国泰同志，台湾中华太极馆董事长宋志坚先生，台湾易道学会王工文先生，新加坡易学学会会长沈树圭先生，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教授等专家、学者共同认定。1992年5月，在河洛文化研究所发现大型新石器文化遗址新闻发布会上，于长君同志首次公布了“太极图”形成新发现这一研究成果。“太极图”是伏羲根据黄河、洛水二水汇流形成的漩涡有感画成的，这是一个新发现，是国内外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太极图”形成新发现，把传说中的宋代陈抟所画所传“太极图”、朱熹派弟子到四川民间寻访“太极图”这一太极图诞生年代推前了几千年，揭开了中华文化源泉之谜。
继此，于长君同志又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位于洛讷地区的“伏羲台”，北边面对河洛，南边背依“莲花山”，千古流传“连山”这一史实，认为伏羲面对河洛、背依连山创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传至夏代，定名为连山易，是伏羲在河洛连山之畔完成了“易”的最初构思。至商代为“归藏易”，至周代为“周易”，成为中华文化之源。“连山易”定名新说，被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是一个新发现。《易·系辞上》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依此，中华文化之源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八卦”、“连山易”都可能诞生在洛讷地区，河洛地区是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的重要地区之一。

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河南省易经科学研究会
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
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

这个关于太极图和八卦产生的“成果”认定是够隆重、够权威的，但它也是够荒唐、够滑稽的。笔者不想在这里论证这种荒唐和滑稽。国人应该还记得，1989年广东游客潘鸿忠到乐山旅游时，发现凌云山、乌尢山和东岩山组成了一尊远比乐山大佛更大的巨佛，乐山大佛只不过是巨佛身上的一尊小佛而已。论年代，乐山大佛甚至佛祖释迦牟尼也远远晚于凌云山、乌尤山、东岩山构成的佛像，因为后者可达千百万年乃至亿万年。潘鸿忠老人没有能力组织专家来论证、附和乐山大佛甚至释迦牟尼佛祖源于凌云山、乌尢山、东岩山所组成的佛像，恐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老人会觉得这种论证和认定显然过于荒谬和滑稽，非寻常思维所能想到。我以为于长君先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勇气可嘉，但我为中国易学界和文化人理性精神的缺失、思考能力的缺失感到真正的悲哀！
当代中国易学研究的种种弊端诸如捕风捉影、臆断妄说、胡乱猜测等等表明，易学界接触考古资料、考古学不仅必需、必要，而且应是当务之急！

[文抄公]

反思之四：关门研学，自我陶醉
1
易学界“关门研学”有种种表现，先说学界关于“易学”的定义或界定。
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学哲学史》的前言中说：“《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典籍，其流传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人们视为重要的典籍，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经典，其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可是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列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唐明邦先生也是以叙述的方式对“易学”进行定义的：“《周易》问世后，最早见于《左传》记载，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近三千年来，研究《周易》者代不乏人，为阐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学著作，不下三千种，形成独立发展的易学史。所谓‘易学’就是历代学者对《周易》一书所作的种种解释，这些千差万别的解释，形成了一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论体系”（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7页，中华书局1995年8月第1版）。刘大钧先生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将“易学研究”界定为“以《周易》经传、易学史、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刘大钧《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郑万耕先生则说：“易学是对《周易》所作的种种解释，并通过其解释，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郑万耕著《易学源流》1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这些有关“易学”的定义和界定表明，在专家们的心目中，易学就是解释《周易》的学问，而易学史最多也就三千来年即自《易经》产生时起。虽然这种定义和界定并不绝对排除《易经》起源、太极八卦起源研究以及对《易经》产生之前的易学史研究，但根据专家们的定义，这些研究显然是非常次要的，甚至是属于附带的东西。比如前已谈到，吕绍纲先生认为《老子》思想源自《归藏》易，按照专家们的界定，这个研究似乎就不应该在“易学研究”之列，因为《归藏》存在的时候《易经》还没有产生，“易学史”还没有开始。从定义这个角度看，易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已被专家们人为截断，划地为牢。
“关门研学”的另一个表现是，传统的义理之学，“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的研究仍然是当今易学研究的主流，这也是《周易》之谜、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之谜在当代一直继续成为谜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周易》之学而言，义理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将主要精力放在义理上，寻章摘句地释读、理解、发掘，必然导致“公有公说，婆有婆说”的局面和状况，而这对从整体上揭示《周易》、太极八卦的本来面目并没有多少帮助甚至它可能进行误导、带来混乱。潘雨廷先生说：“二千多年来注易者极多，能深合卦爻辞内容者极少。较有名者，如王弼与程颐之注卦爻辞，至少有一半以上，与卦爻辞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遑论它家之注”（徐道一著《周易科学观》26页）。南怀瑾先生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如果研究《易经》有兴趣，学久了就会知道，《易经》的理不必偏重地太管它，但并不是不重视，因为研究几年，懂了《易经》以后，大家都会说理。譬如对于乾卦，朱熹认为是那样，我们亦可以认为是这样，各有各的理，正理只有一条，歪理却有千条”（南怀瑾著《易经杂说》2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即使传统的象数之学比如什么“爻位”之当位与失位、得中与失中、相应与无应、相承与不相承、上下往来，“卦位”之上下之位、内外之位、阴阳之位、则柔之位、远近之位、前后之位、平列之位、重复之位、同位之位，“卦时”之趋时说、适时通变说、随时取义说，“卦象”之互体、纳甲、世应、游魂归魂、飞伏、半象，“卦变”之旁通、卦变、反覆、对易、错综、交错等等以及据河图洛书画出先、后天八卦等，大都是秦汉以来古人的发挥和穿凿，而且主要是儒家伦理道德介入的结果，在没有搞清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的情况下，大可不必把精力花到那上面去。
易学界中人以及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陶醉于阴阳学说和易理的博大精深、囊括万物、万事万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国汉学家马绛说过的一段话。他对古代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古代科技产生的背景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是泛欧亚创世神话的典型例子，所以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正是《易经》和“周礼”产生的年代——王先胜注）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点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宇宙秩序的规律……但不幸的是，对中国科学的未来，人们完全陷入宇宙的有机论的泥潭。因为一旦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开始被看作世界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道的观念就妥协了，宇宙观不再是科学探索的基础，而成为统治阶段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希腊人对人和造物主的特殊关系的洞察，可能使他们聪明的后人更冷静客观和清楚地看待自然界）”、“由于这一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中国在汉以前的技术成就和科学理论差距很大。虽然象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宋代在技术上有巨大成就，但是这个差距还是没能缩短”（马绛《神话、宇宙观与中国科学的起源》，艾兰、汪涛、范系列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李约瑟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中国人已经用自己的历史证明了，他们在较早时期至少是和希腊人一样善于推测大自然的法则的。假使说中国并没有产生一个亚里士多德，我们认为，那是因为阻碍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那些抑制因素，早在中国可能产生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人物以前，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40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
实际上，《周易》、太极八卦之谜迄今两、三千年来能够一直成为疑团、谜题，正是与儒家义理之学以及马绛、李约瑟谈到的因素有关。[川按; 這些因素只是其中之一, 因為帝皇封建觀念的帶入, 以致兵陰陽家的圈養, 歷代算有些技術的習易先賢逼不得而都不能夠對此有些作為, 光是天文學的禁制, 連製造一台民用的渾天儀都可獲罪, 試問對這天文學方面有興趣的習易者如何能發揮其所長; 其二是派系臨立, 通訊不方便, 書籍出版多方限制, 這些因素是使易學科學部分難有大作為. 例如張衡作渾天儀時就要面對許多傳統儒家的質詢, 甚至阻擾]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孔子到宋国寻找殷易《坤乾》一事表明，他是知道《易经》、《坤乾》等本为天文历法之书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易学改造为人伦之学，而两千多年来，易学研究就在儒学的范围内爬摸滚打。历代文人释经注经、阐释经书的微言大义，其情形恰似“螺丝壳里做道场”、“鹭鸶腿上劈精肉，”我们又继续走这一条老路有什么意思？有关《易经》的注本、阐释早已成百累千，再增加100种、200种又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都不清楚的话），又有何益？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也很有意思。《易经》乾卦卦辞“元享利贞”自《左传·襄公九年》以来，向被学人释为“元、享、利、贞”四德，可是近世甲骨文出土以来，学者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发现“元享利贞”应该断为“元享，利贞”，为兆辞，而与什么“四德”之类风马牛不相及。于是易家惊呼，仅此一事实之揭出，以往一切释《易》之书都得重写。这可不是时下流行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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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研学”的第三个表现是保守以及反应迟钝。现略举数例以说明之。
关于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传统说法是此二图皆为宋人邵雍所传。虽然邵雍自己都说先天八卦早在《说卦传》中载明（即《说卦传》所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只是没有画成圆图的形式），但没有人相信。《说卦传》对后天八卦方位更有明确的记载，今之学者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然科学史家和民族学家们在西南地区考察彝族文化，发现西昌博物馆还保存着南诏时代的彝族八卦实物，而彝族八卦与汉族先天八卦在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证实先天八卦至少在唐代已存在，并非邵雍所作（卢央、陈久金、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的研究》，《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至于后天八卦，广泛见于汉唐期间的式盘和铜镜特别是唐代的铜镜，在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的收藏以及有关文物考古期刊中都很容易查找到（李约瑟博士早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中介绍并刊出一面收藏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中国唐代八卦铜镜）。但是现今的易著大多仍采用旧说，或以邵雍所作或以邵雍所传说之。如：李申先生一直认为先天八卦系邵雍所创作（参见：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456页；李申著《周易与易图》42页、133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唐明邦先生主编《周易评注》说后天八卦“乃宋人取自邵雍所传，旨在解释《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并指示文中所表明的八卦方位”，却不道出后天八卦图在唐代及以前存在的事实，张其成先生则干脆说“先天、后天八卦是北宋邵雍的发明”（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80页，中国书店1999年1月版）。这些解说以及类似的介绍显然会对一般人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八卦文化的人进行误导。就是学者，也可能会据此采用，比如陆思贤先生就说“现代宋人绘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应包含了历代易学家研究《周易》的作品”（陆思贤著《神话考古》26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冯时先生也说“所谓伏羲先天方位乃是出于宋儒的杜撰，宋以前的遗物中未见其痕迹，可以不论”（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9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李申先生是研究易图学的知名专家，他一直认为阴阳鱼太极图是明朝才出现的，是赵撝谦或其他儒者所作。他在1992年出版的《话说太极图》（知识出版社）、《周易之河说解》（知识出版社）中持这种观点，1993年在朱伯昆先生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中仍然持这种观点。1994年初，李仕澂先生在《中华气功》第1期上发表《天下第一图·太极图考略》一文，介绍与朱熹同时代的南宋著名道教学者张行成的《翼玄》中载有阴阳鱼太极图，且其周围排列着伏羲六十四卦卦名及卦画；同一年，张其成先生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束景南先生著《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披露了李仕澂先生的发现。1994年《周易研究》第3期发表了张岱年先生关于李申《话说太极图》的评论，认为李申先生“对于太极图的源流作了详细的考证，非常精确，发前人所未发，解决了太极图的起源问题”。随后，李仕澂先生又在1994年《周易研究》第4期发表《玻尔“并协原理”与八卦太极图》，在文中再次介绍南宋初年四川人张行成书中所载阴阳鱼太极图及伏羲六十四卦圆图《易先天图·浑天象》。可是在1997年，李申先生在《周易与易图》中还是顽强地坚持着他那不符合实际的过时的观点。不同的是，李申先生1992年在《周易之河说解》中明确地肯定“那几乎到处可见：舞台上、宫观里、各种《周易》以及中医的著作封面上，甚至被南朝鲜人作为国旗图案的‘阴阳鱼图’，其实是明代才出现的东西”（4页），1993年在《周易知识通览》中改为“赵撝谦的学术活动表明，他也是个造图的能手。阴阳鱼图很可能也是他自己所造，或者是他所说的陈伯敷。据朱伯昆先生所说，元代黄公望著作中，已有阴阳鱼图式出现。总之，这是元末明初才出现的。而正式把它发表出来，则是赵撝谦于明朝初年写的《六书本义》”（523页），1997年在《周易与易图》中则说太极图并不是“蔡元定万里迢迢，到四川得于隐士之手，而是元末明初才出现的”（161页）。
太极图、八卦图（河图洛书亦存在与太极图、八卦图类似的情况，不再赘述）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的早晚、早一个朝代晚一个朝代或者是否为宋人所作、明人所作，对一般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人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对易学史、哲学史、学术史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来说，其意义却非同小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一桩千古疑案的揭破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面貌和源流问题。宋初刘牧传河图洛书、周敦颐传五层太极图、邵雍传先天八卦图以及明初赵撝谦公开阴阳鱼太极图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公案，这些图是来自道家道教还是传图者本人所作或儒家解《经》之作，论者纷纭，意见错综复杂。早在南宋时候，朱震就在跟皇帝宋高宗讲解经书时，说邵雍、刘牧、周敦颐等人所传之图来自宋初华山道士陈抟（《汉上易传·表》），而朱熹、陆九渊等大儒当时就对此进行了考订和激烈的争论；后来又有朱熹派蔡元定到四川西部访购易图之说（元·袁桷《易三图序》），而赵撝谦在他自己的书《六书本义》中也传说阴阳鱼图是蔡元定在四川购得。关于易图来源的争论、考订自宋，历元、明、清至今，未有定论。今天看来，这个争论或者说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易图的产生和来源渠道还可能与印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先秦时是否对易学作了彻底的改造，致使其面目变得模糊不清、扑朔迷离有关，因为《归藏》易、《老子》思想、道家易学道教易学的面目日渐清晰。可见易图的年代及来源于易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并非小事。杨庆中先生著《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受国家资助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易学史的一项科研课题成果，该书所介绍的唯一一位中国现、当代易图学专家就是李申。以李先生在易学界的影响而论，其观点和认识当然值得关注。
张政烺先生破译数字卦后，意味着《连山》易、《归藏》易的存在已具有某种可能，甚至“伏羲画卦”的传说也可能有某种真实性。但这种状况和局面显然是那些坚持八卦起源于商周龟卜的学者所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所以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想办法否定数字卦的存在和成立。比如，李申先生就否定六十四卦在周代以前的存在。他在《周易之河说解》中说：“至于《周礼》说‘其经卦皆八，其别卦六十有四’，大约仅是周代的情形。说周代以前，甚至追溯到伏羲氏都是如此，也难以令人置信”（知识出版社，1992年1月版6页）。朱渊青先生从文献资料出发，认为筮法的发明始于商代的巫咸并晚于龟卜，所以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便与商代晚期的筮法有关，“当商人发明筮数时，他们就开始寻求各种演绎数的方法；最终八卦和六十四卦出现了”（朱渊青著《周易探秘》28——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朱先生为了立论的需要不仅有意忽略或舍弃了史前数字卦，而且认为“目前发现的所有数字卦中的三数结构都与八卦无关，六数结构都与六十四卦无关”、“只要不是用——、— —两个符号表示所有的数，八卦和六十四卦就不可能出现”（《周易探秘》41页）。这个说法是典型的真正的“削足适履”和不讲道理。阴爻— —、阳爻——只是阴阳这两种因素的一种代号（如用十、一或○、●等符号也可表示阴、阳或任意两个数、两个不同符号的设定都可表示阴、阳），商周数字卦中的数字明确地表现为阴、阳两种属性（前已述及），分为阴阳二性的三爻数字卦、六爻数字卦必然也只能与八卦、六十四卦相关，怎么能说不用阴阳爻— —、——表示就不是八卦、六十四卦呢？按《易传》大衍筮法（其他筮法同理），从古至今，起卦所得六爻都以6、7、8、9之数以示阴阳二性，我们能因符号阴爻— —、阳爻——的省略而认为它们与六十四卦无关吗？2000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的“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学者主张，“根据出土资料，数字卦的假说是否能够成立，现在还十分令人怀疑”。因为“卜不同于筮。包山楚简中，数字符号明显与卜有关。当时占卜的记录格式是某年月日用某龟卜，最后就是数字符号。卦与筮相联，何以与卜相联？假如卦与卜相连，那么卜与筮的关系也将成为我们所当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刘大钧《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提出这种貌似深刻的问题，其实正是易学界“关门研学”的表现，因为“卜筮并用”不仅古籍多有记载，而且考古界的学者据商周数字卦和甲骨材料早已反复论述、说明之。例如：张政烺先生早在1980年分析周原占卜甲骨上的数字卦时就说：“由于同占一事，就把卦爻刻在甲骨的卜兆之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张亚初、刘雨先生1981年说：“商代和西周，不但有占筮的记载，而且卜筮同时进行，占筮的数字符号和筮辞，与占卜的卜辞占辞一样，都可以刻在甲骨上”（张亚初 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曹定云先生1994年据武丁时候卜甲《巴黎所见甲骨录》第二十四片、康丁时期卜骨《屯南》4352和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认为，“卜筮并用，殷已有之，至少在武丁、康丁时代，就已经有案可查了”（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
由于商周数字卦的年代与商周占卜甲骨的年代大体一致（这意味着六十四卦的年代也与商周占卜甲骨的年代至少一致），八卦起源卜筮论者就尽可能地模糊商周数字卦的形象，把它说成是与八卦的萌芽状态有关（实际情况是，强调阴阳二性的六爻数字卦必然与六十四卦有关，必然意味着六十四卦的存在）。比如郑万耕先生就如是说：“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和陶文中，有许多成套的数字卦（六位卦）的符号，至少晚商时期已经有了筮卦的痕迹，或者可以称为原始的筮法”，但是“这种痕迹，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新石器晚期”。由于崧泽文化中的六爻数字卦年代约在5500年前，历两千多年才到达晚商时候。论者既将大量的商周数字卦视为“痕迹”，则早于商周两三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再称为“筮卦痕迹”也不是很妥当。所以为了否定六十四卦在新石器时代的存在，为了否定六十四卦在商代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意味着八卦并非源于商周龟卜），为了消解数字卦的存在对那种仅凭传统观念和表面印象得来的认识的威胁，为了保护业已站不住脚的八卦起源数卜论、龟卜论，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 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郑万耕著《易学源流》8——9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版）。注意，“单个的数字符号”根本就不是数字卦了，八个数字而已，而且分刻于八件器物上！请对照张政烺先生的原文：“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 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以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相信郑万耕先生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
“反应迟顿”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试举一例说明。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归藏》竹简出土后，《文物》在1995年第1期发表了发掘简报《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随后王明钦先生在1996年发表《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载《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王家台秦简《易占》就是《归藏本蓍篇》”，连劭名先生在《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上发表了《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李家浩先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上发表了《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刑文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中也涉及到秦简《归藏》，而且海外学者也很快有相关论述出现，如：Constance A.Cook,“Myth and Fragments of a Qin Yi text:A Re-search Note and Translation”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6(1998).秦简《归藏》的出土引起海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也许由于这些学者并没有把论文寄到《周易研究》杂志的原因，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先生直到1997年下半年在“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上论及“千载难逢的可贵考古发掘”时也示提到王家台秦简《归藏》。他是这样说的：“近年来，幸赖千载难逢的可贵考古发掘，尤其是帛书《易经》、帛书《系辞》、帛书其他释《易》论《易》之文的出土，以及大量数字卦符和类似通行易卦卦符的出土，使人们对‘八卦与六十四卦的起源与演变’，‘三《易》之说’，‘《周易》古经的成书年代’，‘卦序’，‘《易传》的成书年代及今本《易传》的形成过程’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全新的认识，解决了许多长期萦绕人们心怀的聚讼不休的公案”（刘大钧《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开幕辞》，载《大易集述》）。事实上，从1993年秦简《归藏》出土到2000年，中国唯一公开发行的易学期刊《周易研究》一篇也没有发表相关的论文。直到2000年10月底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因为与会者有讨论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刘大钧先生才在开幕式上提及秦简《归藏》。于是在2001年，中国的“《周易》研究中心和基地”的研究人员林忠军先生才在自己编辑的《周易研究》上发表了《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不过这时相关的论述早已发表许多了，相同的话也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余不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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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研学”的第四个表现是与考古学、考古资料的隔离，前面我们已作专题陈述，这里再谈一个 具体问题。刘大钧先生认为：“在西周前期，《周易》一书由天子的卜筮之官世守着。由于这门学问由专人掌管，因此，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状况好象依然没有改变，最明显的证据是《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至战国时期，《周易》的传播范围已有所扩大——但它流入民间，起码已是春秋末期的事了”（刘大钧著《周易概论》143——144页，齐鲁书社1986年5月版）。李申先生认为《易经》卦爻辞的意义，本质上是不可解的，因为“它是预言，但讲得不明确，须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加以解释。而且，也只有专门神职人员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其他人，无论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其解释都没有意义，不作数的”（李申著《周易与易图》8页）。对照考古资料可知，这些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张政烺和张亚初、刘雨先生1980年和1981年分别在《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商周数字卦，其中有一部分晚商时代的陶刻卦符。张政烺先生文中还提到他“1979年四月参观歧山发掘工地，看到许多大板瓦，好象有这类刻划，匆匆过眼，辨认不真，希望将来写报告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后来陈全方先生在《周原与周文化》（上海出版社1988年9月版）一书中公布周原出土的西周陶文资料，其中有不少陶刻卦符，有的刻在板瓦残片上，有的刻在陶器和残陶片上，证实了张政烺先生的推测。李西兴先生说：“商周时期，烧制和使用陶器的人都是平民以及低于平民阶层的人，至于烧瓦和用瓦盖房子的人不是平民，就是被贵族奴役的工匠。那么，这个在陶器和瓦片上刻卦符的‘巫’显然是活跃在平民和工匠之中”（李西兴《淳化县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文博》1990年第6期）。早在1981年，张亚初 刘雨先生通过分析出土陶刻卦符即已认识到：“在文王之前或同时，从商王都城到边远地区都广泛地流行着这种重卦的占筮方法”（《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1987年陕西淳化石桥乡出土一件西周陶罐，其肩部刻有11个六爻数字卦，据研究它当是“西周初年民间巫师使用的筮占工具”，而且是“根据《杂卦》这一古筮占体系排列成序的”，其内容“与西周时期平民的生存环境关系极为密切”（李西兴《淳化县出土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姜广辉先生说：有秘府之《周易》，有方术之《周易》，前者用于“演德”，后者用于占筮，韩宣子聘鲁所见《易象》略当今本《周易》大象部分即“秘府之《周易》”，而方术之《周易》即今本《周易》卦、爻辞是也（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此说与文献资料及出土商周易卦资料两相吻合。
“关门研学”的第五个表现是自我为大、自我陶醉，这也是前述现象和表现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按照有关人士的说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产生了一个“《周易》热”。关于这次《周易》热形成的原因和背景，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刘大钧先生认为这次《周易》热“起始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他在1996年接受香港中通社社长郭招金采访时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五日，经国家教委批准，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了建国近四十年来的‘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大会的召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及港台与美、法、德、日、韩诸国报纸纷纷对此次大会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会议从参会学者的人数到提交论文的篇数，都是建国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易》学盛会……可以说，正是这次国际易经大会，拉开了中国大陆《周易》热的帷幕”（《本刊主编答香港中通社社长郭招金先生问》，《周易研究》1996年第2期）。张志春先生则有另一种说法：“自1984年5月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易》学术讨论会之后，打破了建国后几十年《周易》研究的沉寂局面。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周易学术研讨会频频召开，国际性的、全国性的以及省、市、县级周易学术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周易热’不仅限于学术界、知识界，甚至波及政界、商界、军界，乃至寻常百姓家，而且‘温度’持高不下……”（张志春《访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名家》1998年创刊号）。唐明邦先生在自己主编的《周易评注》中也说：“1984年初夏，在武汉东湖之滨举行了易学史上的空前盛会——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对三十多年易学研究成果作了大检阅。人们高兴地看到，易学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利用了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资料，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标志着易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正象刘大钧在一些场合对1984年武汉易学研讨会一笔带过一样，唐明邦也对1987年济南易学研讨会一笔带过：“1987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是这一研究风尚的进一步发展”（《周易评注》15页）。置身于武汉会议和济南会议之外的周山先生则有第三种说法：“本世纪，《周易》研究有几次高潮，而以最近20年的研究历时最长，声势最大，成果最多，人称‘周易热’。这次研究能形成热潮的文化背景有二：一是70年代以来国内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二是国外科学方法的危机”（周山《华夏有株长青树——〈周易〉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社会科学报》1996年6月13日）。谭继和、祁和晖先生则有第四种说法，他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有三次易学热，而且是“七十年代海峡对岸的薛学潜发表了《易经数理科学新解》引发了七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第三次《易》学热”（谢祥荣著《周易见龙》谭继和、祁和晖序，巴蜀书社2000年10月第1版）。关于八十年代“《周易》热”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想念还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和说法。依愚人所见，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周易》热”实际是与社会变革有关，易学研究一方面与帛书《周易》及数字卦的出土、破译有关，一方面它不过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支流，而《周易》算命热也不过如八十年代流行起来的牛仔裤、迪斯科、长头发、扫帚裤等等一样，是时代和环境宽松之后的一些自然现象或反弹，实在与会议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两次会议以及别的什么国际、国内《周易》学术会，也是时代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浪花，是对热的一种附和，是“流”而不是“源”。拿会议说事，似乎是没事找事说，而不能公允、客观地对人对己，则非学者立场。
有关易学界的宣传文章中有四个里程碑、五个里程碑之说：
第一个里程碑是指1987年12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
第二个里程碑是指1988年10月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
第三个里程碑是指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刊，
第四个里程碑是指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周易》的摄制，
第五个里程碑是指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改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这就是当代中国大陆易学研究的五个重要里程碑，当然它们都与刘大钧先生有关。不要以为这只是某个记者的无知和吹嘘，刘大钧先生自己就是这样看待的。他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发言中又断言，博士点的设立、基地的建立，将是继1987年岁末济南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办发行之后，大陆易学研究的第四、第五个重要里程碑，这就使得会议探讨的话题相对集中，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如果成中英先生不说“里程碑”之类的话，那这次会议的话题不是就不能集中，不会有“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了吗？那是什么原因呢？）。可是根据这四个、五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实在看不出刘大钧先生的学术成就，看不出刘大钧先生是一位易学大师、学术大师，而最多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刘大钧先生是一位活动大师、组织大师。将一个活动大师、组织大师的工作和水平等同于中国易学研究的水平是可笑的。更何况无论中国周易学会也好，周易研究中心或基地也好，《周易研究》杂志也好，或者是《周易》学术研讨会之类，它们都只是和《周易》有关，而和“易学”还差着一段距离，因为《周易》只是《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一，而且《周易》年代最晚，《连山》、《归藏》既不属于《周易》，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的产生更不属于《周易》。成中英先生是一位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德高望重又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学者，他到中国来作客，入乡随俗，免不了送几句溢美之辞于东道主，以便使“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这种行为就象我们到别人家作客，见了别人抱着的孩子，不论眉清目秀还是鼻塌嘴歪，总是会说：“这娃儿好乖！”

[文抄公]

正是因为易学界的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我为大，陈久金、张敬国、田合禄、田峰以及连劭名等人的研究才未引起易学界应有的注意和重视，张政烺先生对数字卦的破译，赵庄愚、成中英等先生对数字卦和八卦起源的认识也未能使易学起源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而易学、八卦还在混沌、神秘中沉迷

這位王先生推薦的幾位應該可以, 特別是陳久金的彝族十月曆論文更是佳作中的極品! 分析角度水平很像濮陽考古發現的哪幾位專家!

其實在上面被王先生批評的專家教授中, 有些的作品應該也不至於很誇張! 這方面的現像正好像這裡術數版中門派林立, 爭論無日無之 學術之爭, 名譽之爭,…. 管你是在哪個界別!

:愛你::愛你:

[ 本帖最後由 文抄公 於 2006-8-24 12:07 AM 編輯 ]

[delihuanbao]

我看他是没有厘清自己的世界观，认识得越多越迷糊。

[劉銳山]

原帖由 文抄公 於 2006-8-23 11:56 PM 發表
而彝族八卦与汉族先天八卦在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

[font=標楷體]文兄,這位仁兄真的大有來頭?甚至虛懷的南懷謹前輩也一起批判上來?真是大口氣之餘,能有真才實學才好!否則只多了一位活動家,如劉大鈞,唐明邦之流.他開題是什麼?「中国学者应严谨对待易学基本知识」,請他把自己開的題也要造好把關吧!洋洋數萬字未免可惜?:而彝族八卦与汉族先天八卦在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 ,看看是否彝族八卦與漢族先天八卦是否一致,除了父母震巽外,其餘四位位置相配也不同,也請看看彝族八卦五行的配應,卦爻畫象又是否完全一致?他應該好好地嚴謹對待易學基本知識,別妄言妄語自我陶醉(見彝族八卦圖),夜深了,請他看看發現中華第一龍的lh1041前輩,在老平壇主之易學漫談十一篇回應,他應要重新考慮過.[/font]

彝族八卦圖.jpg

[文抄公]

而彝族八卦与汉族先天八卦在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

銳山壇主, 上面這句話不是我說的.:背:

習慣上, 把彝族八卦和漢族八卦對比只是第一步! 然後就會繼續問爲甚麼? 其源流和關係….等等. 沒有答案或多種證據支持之前, 哪些推論都是個人看法, 怎麼說, 怎樣演都無所謂, 但卻不是定論!
提到彝族曆法的問題, 小弟先把陳久金先生的研究另開一題供大家研究!

[ 本帖最後由 文抄公 於 2006-8-25 09:32 AM 編輯 ]

[劉銳山]

原帖由 文抄公 於 2006-8-25 09:27 AM 發表
銳山壇主, 上面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習慣上, 把彝族八卦和漢族八卦對比只是第一步! 然後就會繼續問爲甚麼? 其源流和關係….等等. 沒有答案或多種證據支持之前, 哪些推論都是個人看法, 怎麼說, 怎樣演都無所謂, 但卻不是定論!
提到彝族曆法的問題, 小弟先把陳久金先生的研究另開一題供大家研究!

[font=標楷體]這句說話當然不是指你,因為引用時候便會引用你的名字.我意思是既然作者王先勝開宗明義「中国学者应严谨对待易学基本知识」,兩個八卦除非完全一致,否則他就不能以結論語氣說彝族八卦與漢族八卦完全一致,這顯示他論據不夠嚴謹.
如果作者不能以嚴謹態度去對自己文章有所交待的時候,他又怎能說其他人妄言妄語?尤其是虛懷若谷南懷謹老先生,這是否意味著找他人作虎皮?況且,從數萬字當中,看不出他有什麼論據來,只是將張三說話去批李四理論而矣!

至於兄提到彝族八卦和漢族八卦對比是第一步,是一探討式語氣,理應如此![/font]

[guangtou]

参考呵呵:pig2: :pig2:

[乾男陽坤女幽]

:pig6: :pig1: 幽陽真谛阴不同与陰,隂字古作侌(读映声)~阴字假于~幽~昏~暗~奸~险~诡~损~ 傲气王风:”真史混沌初开天象地法至乾坤幽明之占.乾火暑男陽明,坤水寒女幽暗.乾之成男,坤之成女.幽陽对立.乾明陽势,坤暗幽厶.90%真史:陰陽是幽明的后者是被某些幽损之人将伏羲的先天乾坤卦和轩辕黄帝的幽明之占改变为陰陽是来(或说间接的)抑制了商族(燧人,太昊,轩辕黄帝后裔)与英六国(皋陶后裔),阴康氏国(尧帝后裔)的!所以幽明或幽陽改为陰陽真是太损了是不对的!阴不同与幽,昏,暗,奸,损,荫(映声),蔭(映声),隂(映声),古陰作侌(读映声),等.秦汉之前那些陰字的损意思是没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损意了或说是走错误路线了．与同音的连名字都如:陰雨陰谋陰招陰间陰风陰暗陰沉陰影陰毒等正确的应该是作淫雨.昏天.幽沉.幽间.冥界.九幽.幽曹.昏沉.昏暗.幽毒.幽间.幽影.奸谋.奸招.幽招.奸诈.奸毒.幽雨.幽天.幽谋.英风等.乾刚坤柔．乾男坤女乾坤人.幽明人.幽陽人.广大的为殷所以为殷风.殷天既是广大的天空.殷字可以跟任何字搭配就是广大丰盛之意道就是广大的道等等!英雄英明之谋为英谋这说法至少90%的可信!那都不重要了真正的正史医学什么等说法都是乾代表男坤代表女的.还有幽暗代表女,明陽代表男.代表男的有:乾根 春根 幽根 幽可通用男女就是 幽暗的部位 幽部!男势,女厶.男根,女道.陽茎.陽具.窒道 .女幽.幽道.幽穴.坤道.春根.春道.春茎.春穴.春房.乾具.坤具下幽.裆部.幽部…就好是不能用陰字用了陰字不就是对不起先人么?因为先人造字的明可是光明.明亮之意思日月合而明啊!月亮光就是日光!阴就是代表时光月亮对地球的潮汐引力.所以人们想出了以阴字代表时光!那些某人怎么想的出那些医学用语在古代可是没有的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一种的抑制吗?他们抑制了yin氏ying氏等等在社会上的拓展奋斗!本来蛮好听的名字也要因为陰字而改变了啊!我们也不骂那些家伙了现在已经成事实了哇!我们只有将其改变还已原貌吧!呼吁社会各界认人士不要将虚伪的历史继续下去或者说是现在的各类特别是医学用语!应该考虑到各个yin,ying氏族的感受啊!天下有姓阴的所以阴字本身是好的至少在古代是的.要不也不会有人姓这个,没人往自己脸上抹黑吧? 就是没有阴之损意.最初是时光．光阴！现在用幽明之占,幽陽对立，乾男坤女.才是正确的.”中国人之心性理论,无非古人所塑造.欲要进步改良,亦须从古人心性理论,考其源流,纠其病态,始成救世修正之方./ 傲气王风:” 鹰天,隂天,英天,殷天不幽不暗不损不蔭(映声古作侌) .最讨厌了虚伪的历史文字中国断代在商末年从混沌初开至天象地法至三君五帝开始夏商天子袭用幽明之占.乾火暑男陽明,坤水寒女幽暗.乾之成男坤之成女.幽暗陽明对立.乾刚坤柔为真史料!阴者月亮,月光，月光既是日光反射.日月为明．陰（隂）既是五彩星云．　古有阴康氏国乃尧帝后也.其后以阴为氏.古阴不同与蔭荫陰幽昏窨(读印声)等…所以说有阴氏就说明阴(陰）字本身是好的.没有人会往自己脸上摸黑!乾火暑明男陽,坤水寒暗女幽.乾男坤女.乾刚坤柔.坤差乾错.幽差明错.幽差陽错!支持真历史!天下有姓阴(隂)阴不同于蔭(读映),侌(映声),窨(读映),奸,昏,幽等.阴氏是古代阴康氏国之后,帝尧有后代曾建立国阴康国,皋陶有后代建立英国六国.轩辕帝后带帝喾之子殷偰(xie)建立商国.偰十四世孙商汤(汤有七名殷成唐,成汤,武汤,履,天乙,大乙.殷汤)建立大商王朝.” / 傲气王风:”真意混沌初开至天象地法乾火暑明男陽,坤水寒暗女幽.乾之成男,坤之成女.明陽与暗幽相对.乾刚坤柔坤差乾错.反对抑制阴字古代是没恶意的.要不怎么会有人姓阴没人会往自己脸上摸黑的!时光为阴日月合为明.月光就是日光,朙字就是象形意思是光亮照耀窗子.阴不同与幽,暗,奸,鬼,损,诡,荫(映),蔭(映),陰(映),廕(映),侌(映声),窨(映)等…阴氏是上古尧帝的后代.阴康氏国之后.电视台居然公开损阴氏英氏殷氏真是太可恶了!” / 傲气王风:”谁发明陰谋陰天陰间陰魂陰森陰招陰影陰道陰茎等损字者予诅咒他(她)不得好死!幽暗幽影九幽幽招奸招幽间幽魂幽森幽谋奸谋奸险幽险幽道幽茎陽茎乾根坤穴男根女幽产道幽蕊等都是正确的!反对无效!明字的解释是一切之光亮为明.日月为明月光就是日光用带有月字旁的阴来作损意是错误的是违背先人最初的意思的!阴时光光阴也不同与蔭(映声)荫,窨(映),幽,昏,奸,暗,侌(映声),损,诡,鬼,等意思的!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所以阴字中的月是放光的不是黑暗的.该是时候还yin.ying.字的尊严了!尊严何在?!反对抑制!永远反对!大家有点良知吧!阴(阴不同陰,隂,幽暗等)字就象是中国人忘记了上帝观念是最早诞生在中国的一样”./ 傲气王风:”真史混沌初开至乾火暑明男陽,坤水寒暗女幽.乾之成男,坤之成女.幽陽对立.阴时光也月光日光也日月合为明.阴不假与幽,昏,奸,损,暗,幽谋,奸谋,奸险,幽险,幽天,幽雨,幽森,乾根乾具,坤道坤具,雄根幽茎,幽道女幽雌穴等.做作者.学者.医学.广告等都是好事,但不要抑制别人.做什么事情之前先想想对还是错了!虚伪的历史将要淘汰了! 随着考古历史的开展,真实的正确的文字和历史将给予那些曾经受到过侮辱玷污毁谤的人和事一个公道!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是对的,其实你们是错的.你现在不明白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事情没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无所谓了!那是不负责人的态度!会遭报应的!文字本身是没有对与错的那是人类后起意思的!只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的原先好的变坏的意思了!坏的变好的意思了!我针对的是那些医学用语和虚伪的文字历史!无理至极!还我族至尊!呼吁大家有点良知吧!我不是在说笑话也没许多闲工夫在这里和你磨嘴皮子!你们有良知的话就去取消抑制吧尽你们所能.”/
反对抑制—-抑制太狠毒了什么都要极端化.真史:”暗幽明阳.乾火暑明男阳势,坤水寒暗女幽私.”中国的历史文字有过断代或说有过人为的破坏!天下有姓阴(隂)的没人会往自己脸上摸黑这个说明在他们姓这个字的时候是没坏意思的!幽明就是暗幽明阳.幽阳定理.就是要用幽与陽对立.乾与坤对立.暗与明对立.奸与善对立.奸谋与英谋对立或.奸险与明显对立.幽谋与陽谋对立.暗招与明招对立.幽与陽对立.幽天,幽雨,幽间,幽界,幽曹,幽部,男阳,女幽,乾男,坤女.等等…有幽,暗,奸,诡,诈,损等与陽,明,善,诚,英,善等字变成对立的文字那也算合理!文字本身是没有好坏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的好的变坏了坏的却变好了真是中国的坏病态!日月之合为明.月光就是日光在晚上的出现!反对无效这个是字的根源!要不照你们这么说叫明的不就成了怪人了吗?人们的那些词语怎么都不公平啊都一个劲的往阴上钻要是你姓这个估计呀不好受吧!再说一遍!混沌初开至天象地法,循序幽明之占乾火暑明男阳势,坤水寒暗女幽私.乾之成男坤,坤之成女.乾刚坤柔.暗幽明阳对立为幽阳.
~~~ 反对抑制虚伪历史!!!商末代有过断代随后被奸人用幽谋暗谋奸谋给创改了历史!!!乾火暑明男阳,坤水寒暗女幽.乾之成男,坤之成女.乾刚坤柔.真史幽明和幽阳对立被改变了陰陽(阳)!!!真是太卑鄙了!!! ~~~ ~~~ 真史:”永远反对虚伪的历史和文字.日月合为明.月光就是日光.所以古人造字明用来代表一切光亮!!!天下有姓阴的说明阴字是好的至少在古代是的.没有人会往自己脸上抹黑的.阴不同与陰字古作侌(读映声)~陰字假于~幽~昏~暗~奸~险~诡~损~真史:”乾火暑明男阳,坤水寒暗女幽,乾之成男,坤之成女.幽明之占为幽阳对立.”乾男坤女.乾刚坤柔.男阳.女幽.幽部.” ~~~

[乾男陽坤女幽]

商帝有太戊，寻师拜巫咸。
巫咸居相位，治国百姓安。
观天知人事，人心自顺天。
《咸乂》治国术，一经启圣贤。
此术不可求，俱在幽明间。
日月有反复，天地有死生。
家国有兴亡，人事有变更。
一物生一物，一物降一物。
我遵此一师，我立此一志。
我取此一方，我据此一地。
我树此一敌，我出此一力。
我建此一功，我造此一业。
由一而生二，由二而生三。
三三生万物，无往不复还。
两教相制衡，三力求平权。
治国兼治家，立业且立身。
悟透巫咸经，紫气照乾坤。
记取一字诀，便登造化门
?

[乾男陽坤女幽]

: 煌煌吾祖,肇启宇内.火祖桓拔,昭明天下.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汤革命,顺天应民.桑林祷雨,解网施仁.太甲自强,商脉有续.戊帝贤德,东西融合.盘庚中兴,定都北蒙.盛世武丁,征服四方.祖庚承业,国泰民安.武乙射天,加强王权.帝乙徒妹,稳定局势.帝辛受德,文武双全.开拓东南,有功民族.大意失国,诽谤加身.受德之冤,终得翻案.西蛮卑劣,乘虚夺国.箕子奔朝,重振商族.箕子朝鲜,分庭抗礼.商人东渡,他乡立国.煌祖庇佑,吾族兴盛.

[乾男陽坤女幽]

帝王族－－　　我们的太祖是燧人氏、太昊、少典、公孙轩辕、少昊、帝喾、始祖殷偰(xie)可写契或卨.偰的后代约占中国人口的50%左右有:” 邶殷氏殷氏王氏汤氏宋氏来氏邓氏林氏萧氏向氏穆氏屠氏牛氏乙氏子氏樊氏戴氏褚氏权氏孔氏商氏边氏索氏鲜于氏钟氏鱼氏池氏禄氏花氏皇甫氏司徒氏桓氏那氏邹氏乐氏谈氏瞿氏衣氏华氏相氏墨氏戎氏微氏箕氏沃氏朱氏(部分)孙氏(部分)徐氏(小部分)等.”其中林姓孙姓可能是殷比干的后代殷姓也有少许.但殷氏多数是商天子成汤,天乙(殷成唐或履子天乙)的后代,盘庚与武丁的直系后裔还有是微子与箕子的后代.微子的后代还有宋氏等.其他还有是微子的弟弟微仲衍的后代.微子是春秋战国宋国的国君,微子死后传位与弟弟.所以说宋国王族大部分是他的后代.商末年箕子耻与臣周带着五千人奔走东夷一带在今辽东半岛与俄罗斯一角和高丽建立了朝鲜韩国的第一个王朝.世称箕子王朝!用的是商人之礼,<<商易.归藏易>><<殷礼>><<微子世家>><<洪范九韬>><<玄鸟>><<商颂>><<殷武>>等.孔子说唯殷之先人有册有典.孔子有过最后七天的眼泪因为他忘记了他原是商天乙的后代孔姓字解释加左子右乙合并为孔乙是代表先祖商汤.是代表孔姓乃商天子的后代是也.这是孔氏的由来.孔子在要死的时候梦见了棺木停放的位置就是他是商人后裔.（孔子一生为周族人做事他最提倡的是忠孝所以他帮助伐自己国家的周人做事所以才会自责流泪孔子原先是商族后裔啊泪．．．）/ 古代儒学—- 儒学是诞生与夏商两朝或者说更早．（儒学是诞生在夏乃至更早成熟于商发扬于孔子） 主要原因是商末代至周那时期有过断代 但随着考古科学家的探索会让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的.两个 强大统一的文明王朝.商箕子的<<洪范九韬>>是中国古代帝王治国的九种方法 更是正儒学!而不是周以后的那种软弱虚伪固步自封假仁假义的儒家.商的儒家是要人们积极进取正视世界观!不偏激很适中! 周族以后的儒学都是一群纸上谈兵的人没用!欣赏商武丁帝奠定中国一统反对周制想用周族制度就是要中国再次纷乱啊!说周制的就是个彻底的混帐东西! 造反分子 卖 国 贼!要知道部分周礼的由来源自商礼.是周族他们最后走上极端了…? 君主－－　　 燧人氏(圣君文明之先) 太昊(百王之先) 少典(有熊氏国君轩辕黄帝之父) 公孙轩辕氏(上古有熊国君王大帝) 少昊(大帝以鸟为官) 帝喾(承前启后德启万邦) 唐尧(德礼治国) 虞舜(德孝闻名) 禹(大禹治水) 汤(高祖武汤革命.解网施仁.桑林祷雨) 盘庚(商中兴圣主) 武丁(商高宗武丁盛世.南征北战奠定华夏一统) 帝辛(开发东南方促进祖国各族统一)[名受德(纣是周硬加在它头上的恶谥不是原意本号)]嬴政(秦王始皇帝灭周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 刘彻(大汉天子) 李世民(贞观之治) 等等都是对中国很有作用的君主确实不错!帝辛就是受德号帝辛或受辛，受王其实根据正史考古得来是个文武双全的帝王!我们不能用成败论英雄!要看清另一面!要适中! 一般不懂的不理解的不站在中立的人才会认为别人的劳动成果是徒劳那是不正确的话是无理的! 有人说夏桀(履癸)商帝辛（受德）秦皇,曹操(奸雄)等是暴君一样!但是证据事实摆在大家面前他们的确有贡献毋庸置疑啊!真的暴君昏君是周厉王 周幽王 要文无文要武无武 简直是昏蛋一个 还有隋炀帝连父亲都杀还要霸占父亲妃子(京杭大运河就他下令开凿的对今天来说是见好事但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开凿的.) 更甚的是刘宋王朝的刘义隆, 刘子业 ,刘彧三个最最昏暴之君真的是非常狠毒乱伦!详细去看<<自治资治通鉴>>夏履癸(桀)商受德(帝辛)之恶比起后人那算小菜一碟!他们杀一人而享福者千万人!而后面的人口增多知道秦朝杀了赵国20万人那都是坑杀的啊!还有项羽坑杀秦朝30万那 那是个什么概念啊!试问商帝辛杀了吗? 那只是后世的猜疑附会乱自杜撰谁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恶劣了杀一人演变为杀万人变成了暴君的代名词了 !真是背了千年的黑锅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考古发现 与大量史实见证 他们终得解脱!主要说的是帝辛受德了商朝末代天子.名受德号帝辛或受辛帝.受王,纣王是被周人贬损之意思不是他的本意本号.正史说是个文武双全的君主 我就在想怎么会是暴君呢 原因唯一就是周人 的泼脏水是政治目的!恰巧当时周人闹饥荒当然士兵们各个如狼似虎!最重要的原因是帝辛正在南征东夷主力大军都在前线遇到周发的突然来袭击就临时组建了军队应战 奴隶倒戈是帝辛在外抓的俘虏不是商朝人!周因是偷袭得手当然要对老百姓散布谣言啊说他们是得到了天命革商.那是打着上帝的旗号其实心里是想要夺取他人江山的!用人民的迷信观念来蛊惑人民!是其政治目的!禄姓就是受德他的儿子武庚字禄父他的后代以禄为姓!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虚伪历史会有多大的恶劣.他们抹杀了商受的历史功绩!古代的孔子学生子贡与毛主席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对商(殷)受德也有过很高的评价说他文武双全开拓中国的东南方使中原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南方这比周朝对历史的贡献要大的多．下面是考古学家所写:”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南身自损,千秋功案与谁论?东南渐居淮岱土.帝辛克之祸始锄,百克无后非战罪.前途倒戈乃众俘,但愿东南已克服．商人南下集江湖，南蛮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与舒，商受之功迈周发．帝辛之罪有莫须,帝辛之冤当解除.受德之名当恢复.”见<<中国之创世在东方>>.与<<中国帝王之谜>>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 　 氏族起源－－　　　　　　　　　　　　　　　　　　　　　　　　　　　　 1、起源以燧人氏,太昊,轩辕黄帝,帝喾为远祖，以偰(xie)为始祖　《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说﹕殷氏，契(偰xie)姓，封于商，后世迁于亳。为周所灭，子孙以国名为氏。《史记·殷本纪》对殷氏族系记载甚详，且绝大部分符合后来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研究的结果。依《史记》、《世本》、《元和姓纂》等记载，殷商宗族是黄帝的后裔。殷氏先祖自黄帝至偰(偰可作契,卨.)的传承次序为：黄帝与嫘祖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帝喾与简狄生偰。偰生活的年代，正是华夏民族开始崛起的时期。在帝尧、帝舜、帝禹的领导下，华夏(或称诸夏)民族战胜了自然灾害，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奠定了基础。契被帝舜任命为司徒，负责教化民众的工作，又扶助大禹，成为禹治水的重要助手之一，立下了大功，因此被封于商，都于亳（今河南省商丘市北），赐姓子(又说本就姓殷.偰以殷水得姓距今有4000多年又说殷姓是中国最古姓之一大约5000左右历史)。商地在古黄河下游一带，自偰受封于商地，其子孙开始于此生息、繁衍。为保持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必须的地力和商业贸易的便利，其间要经常性的迁徙，到商汤灭夏建立新王朝，部族大规模迁徙共有八次，即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当时又叫北蒙）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都亳。因此，殷商部族早期的生活区域和空间很大，《诗经》说其“海外有载”，势力范围达到了海滨。偰为殷商部族的发展奠定了基业，所以《国语》说偰（玄王）勤于商事，经十四代的努力，到了商汤才建立了商王朝。殷氏奉契为始祖，所以后世又称契为殷偰。相传汤是一位英明果断，文治武功都十分显赫的领袖，被后世尊为“殷汤””成汤”、“武汤”、”殷成唐”、“天乙”、子履、”大乙”汤有七名等。汤之前，殷商族是夏王朝的属国，经几百年的经营发展，殷商族力量逐渐强大，夏王朝则日渐衰微，双方力量开始逆转。约在公元前1600年，汤灭夏建立商王朝 汤灭夏后，把都城迁到西亳（今河南偃师市尸乡沟村，一说在今郑州市）。古书中把汤伐桀灭夏称作“革命”，并说这是一件顺乎天意，合乎民情的大事。相传汤的一生，勤于政务，体恤人民，事迹如英雄史诗般辉煌，受到天下的拥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卓越贡献的一代伟人。自成汤立国20传至盘庚。盘庚继位后，率领部众由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传说汤的七世祖上甲微时期商部族曾迁居殷地，部落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盘庚迁殷是有历史渊源的。殷之地望在河、淇之间，即今河南安阳、淇县、滑县及河北南部一带。其中心是位于安阳、朝歌两地的都城殷。淇县朝歌是商代末年的国都，也是殷侯武庚、卫国前期的都城。淇县隋唐前称朝歌，商朝前期称沫邑，商代末年，帝乙徙沫。因沫邑城西二十里有朝歌山，帝辛遂将沫邑改为朝歌邑。商朝帝乙帝辛两代都朝歌约80多年，关于商定都朝歌问题，源于古今史书记载早有“帝乙徒沫”之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甲骨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毅然扬弃了“更不徒都”的观点，明确标定：帝乙徙沫为商代的第八次迁都，朝歌是殷商的最后都城。郭老的这一正确观点得到了尹达的完全赞同，尹达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原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1931年即参与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是他为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写了前言，并于1980年在上海出版了这一历史地图集。我国著名历史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老教授白寿彝也秉笔直书：商朝的最后两代国君都居河南淇县。范文澜、翦伯赞、陈梦家等史学家也都坚持“受(帝辛)都朝歌”、“周克商在朝歌”的正确观点。商王朝最后一位帝王（帝辛名受德或受号受辛或帝辛）。商帝辛是一位有大功的人，他创建的业绩远远超过周王发。新中国开国元勋，一代伟人毛泽东毛主席讲“把帝辛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帝辛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东南之地，打了胜仗，但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机进攻.结果使商朝亡了国。事实上，帝辛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拥护他。讲商受辛帝的坏话是周朝的政治宣传。周为了出师有名，当然要讲受德的坏话。帝辛(受德)被骂了二千多年，好的是讲不坏的，总有一天要恢复帝辛本来面目。就在历代大骂帝辛(桀纣的纣字是恶谥不是他本号．是被贬损的不正确的帝号他的真号为帝辛或受辛,受王,名受德或受)甚嚣尘上之时也不断有人站出来为帝辛、受德鸣不平。早在春秋时代，孔夫子的高徒端木子贡就鸣不平：“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帝辛到底怎样坏，其实不是象传说的那样历害，与其他君王相比，只要他有错，天下的恶事恐怕就都归他了。”对帝辛作了肯定。随着历史的前进，商受辛的本来面貌越来越多显露出来，当代大考古学家、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学家郭沫若先生1959年访安阳也写诗为帝辛鸣不平：“我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损，千秋公案与谁论？”帝辛讨东南方，保卫了国家安全，把华夏文化传播到东南，对中国社会发展是个大贡献，解放了大批奴隶，促进了商朝的生产和社会文化。囚姬昌于时，维护了商朝西部人的领土完整；清除内部隐患，镇压了上层政治反对派，打下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基础，他是统一中国的最早奠基人之一。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历史学家周谷城为帝辛墓碑题词．周为什么能克商？原因一是帝辛(受德)忙于前方战事周王发乘虚进攻导致商败．周克商在１０４６年左右或其它说法）甲子日，殷商与周的部队在今朝歌都城南淇县与汲之间沦河（名清水河）两岸的牧野摆开战场。战斗一开始受德仓促拼凑的奴隶部队纷纷倒戈，周师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商都朝歌帝辛回来了5里的鹿台（国家金银宝库），看大势已去，英勇不屈，自焚于鹿台，亡国．周克商后，为巩固其统治，拢络人心，周王发命人释放商太师箕子，散鹿台之财，发钜桥（国家粮仓）之粟，展九鼎宝玉，封比干之墓，犒赏三军，并向箕子请教治国的办法。箕子以《洪范》陈之，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君王与民众的关系以治国之道，武王邀请箕子协助管理国家，箕子提出商(殷姓和子姓)氏族不事周政，带领部分商帝王族子孙及贵族和不愿做周朝顺民的百姓五千余人从朝歌出发渡海来到朝鲜半岛，创立了朝鲜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箕子王朝。留在朝歌的商朝王族子孙以原帝都“殷”为姓氏，成为华夏殷姓(又说一.殷姓是商朝始祖偰的姓.二.殷姓距今有5000.6000多年历史远古时代早有殷姓)。现今在淇县境内的殷姓分布在河口、迁民、臧口、皇王庙、石佛寺、小屯、上关等村。帝辛墓旁边的河口、迁民两村，是殷姓(同其商族后代)的主要聚集地，他们世代自称是商帝辛守墓人后裔。全县殷姓人口300多人。帝辛墓就在淇县城东12里淇河西岸，原有两亩地大小，高数丈，坐北朝南，并且有“帝辛墓”石碑一具。后经多年水土流失，尤其近年来修渠挖地，帝辛墓日渐缩小，原有一块石碑也荡然无存。帝辛墓北姜皇后(又说是黄皇后)、苏妲妃(又说不姓苏苏乃有苏氏国名也别说姓己或妲)两座墓地也小了不少。帝辛王墓下的淇水殷殷，深不可测，是有名的帝辛潭。受辛王墓西500多米，河口村北面有一条老河沟，相传是商天子用兵行船入淇河的古河流，老河沟南岸有一个大冢，相传是受德之子武庚禄父之墓。农业学大寨时期，已掘土不存。现在的受德墓修缮完好，周围用石料封包了起来，四周种树植草。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写的“帝辛(受辛帝.受德)之墓”石碑矗立在帝辛陵墓之前。帝辛墓已成为大商后裔凭吊祭祀的地方。淇县境内帝都遗迹随处可见。帝辛墓、帝辛宫、帝辛殿、摘星台、鹿台、折胫河、洒池、鹰犬城、社稷坛、北海子、帝辛宫、三仁祠等诸多名胜古迹。这里还有很多村名地名都与帝都朝歌有着历史渊源。(商末代天子号本号帝辛或受辛,受王．真名叫受德或受). 周武王为进一步笼络商民，封商帝辛之子武庚禄父为殷君，都邶国，祀殷。周武王6年（前1064）死去，其子周成王继立，因其年少，由叔父周公旦摄政，姬姓诸兄弟不服，因而造成了西周内讧。奄亳侯劝殷侯武庚禄父举事复辟，于是殷侯武庚趁势发动复国之战，蒲姑、奄亳、熊盈、徐夷、潭、鬲、榖、州、绞、郦、萧、费、弦、黄、葛、秦、齐、郯等诸侯纷纷参加战争，支持殷侯武庚，姬周诸侯管叔、蔡叔、康叔也倒向殷侯武庚，为其提供军械物资。周师苦战三年才平定殷侯武庚之乱，诛君侯武庚禄父(另说武庚逃过追兵)。殷侯武庚禄父后裔为不忘祖以祖先封号禄为姓(见百家姓禄姓的由来).商汤后裔其迁居陈郡长平的一支东汉以后被列为士族。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乱后，以周成王之命封弟姬康叔为卫侯，居河、淇之间殷都，并将商人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大宗族划分给卫国，由此这支商人成为卫国的臣民。史载契裔之外，殷氏还有其它两个源头。据史料记载，根据汉代史游所著《姓氏急就篇》的姓字注所说，颍川（颍河）的一条支流叫殷水，住在那儿的人以水名为姓氏。又据《元丰九域志》卷一载，宋代建隆元年，改陈州殷水县为商水县（今河南商水县）。殷水是因“殷商人”而得名还是“殷”以水而得姓？居住在殷水沿岸的居民又是从哪里来呢？殷水是古颍河的一条支流，目前殷水这条河流的名称已经不存在了，但河南商水县的地名应该可以证明，这条河流就在古代陈州境内，而颍河正是从今天紧邻商水县的周口市折向西南，汇入淮河。从殷商的祖先王亥、上甲微开始，其迁徙和生活的范围已经到达了今天商水县的境内，商王朝时期，商水县近域是其重要的政治文化基地。商全盛时期的帝王高宗武丁的陵墓就在与商水县比邻的西华县境内。西华县是殷姓郡望所在，正是古殷水的近域，历史上不仅这里、而且全国也没有一位殷姓人士或殷姓家族自称由殷水得姓的(只有少数)。周代替商后，殷商王朝的遗族被迁到各诸侯国，陈、许、蔡、郑等殷水周围的诸侯也接收了不少的商遗民。因此，前边殷商名源已经讲清楚了。殷水两岸的居民，也应该是殷商部族的遗民.(殷水的殷氏就是盘庚还有商高宗武丁的直系后裔当然也是商朝开国帝王大乙汤的子孙往上最溯就是先商时期的国君偰的子孙了！再往上追溯就是轩辕的直系后裔了！再再往上最溯就是太昊和燧人氏的嫡系后裔了)。殷姓的另一支出自其它少数民族改姓而来，朝鲜,今彝,回,蒙,和清八旗中音佳氏有此姓.等等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此姓。(又说殷姓与燧人氏,太昊,等有某些关系的已有5000,6000年的历史了是远古的古姓之一 ) 2、播迁殷商部族自始祖偰开始就是一个迁徙范围很广的族群。自契(殷偰xie)到成汤(汤有七名殷汤,大乙,子(殷)履,武汤,天乙,成唐(殷成唐)等)十四世几百年间，大的迁徙有过八次；成汤立国到盘庚迁殷都前，又迁都5次。在历次大迁徙的过程中，商部族的一部分人留守祖陵，或分封为诸侯，或因其它种种原因定居下来等分散于异地是客观存在的，后来分化繁衍为了其它多个姓氏。自偰以来，商作为一个部族，最大的一次分化是在商王朝亡国之后，特别是武庚禄父复国失败之后。西周灭掉商王朝，特别是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如何处置分布区域广大，人数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商遗民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最后采取了分化与统一监管相结合的方法。一是将“献民”，即逃避帝辛迫害和与西周政治上一致的贵族(卖国贼)迁移到了周的腹地、姬昌陵墓所在地“九毕”，《逸周书·作洛解》称“俘商献氏，迁之九毕”；二是把大批顽抗不服的商遗民迁之于驻有“八师”的成周（今河南洛阳）实行军事管制，《尚书·多士》等对东都洛邑监管殷顽民的作用记载甚详；三封微子启于宋（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等，并带去一批商遗民，《史记·周本纪》说微子就国于宋“颇收商余民”；箕子耻于臣周带五千商民去了当时的高句丽朝鲜建立了箕子王朝与周人分庭抗礼。四是将商氏族一部分遗民分别赐给不同的诸侯国管理，如卫国、郑国、鲁国、齐国等都得到了商遗民封赐，《左传》定公四年对成王时期“因商奄之氏，命以伯禽而封之于少皞之墟”等.商部族分化情况有较详细记载；五是将商王朝的巫、祝、卜、史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或调往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或派给各诸侯国任以职事；六是部分商遗民向中原以外地区迁徙，以后融入了当地各部族。此后，迁徙到各地的商遗民逐渐又分化为殷氏、邶殷氏、宋氏、汤氏、王氏、那氏、林氏、邓氏、萧氏、花氏、华氏、穆氏、权氏、屠氏、戴氏、皇甫氏、鲜于氏、褚氏、乐氏、来氏、空桐氏、稚氏、边氏、孔氏、钟氏、鱼氏、郝氏、邹氏、衣氏、索氏、向氏、司徒氏、桓氏、目夷氏、郝氏、合氏、墨氏、商氏、瞿氏、徐氏(部分)、朱氏(部分)、禄氏等氏…(禄氏是商末代天子帝辛受德的直系后裔)……。值得指出的是，殷氏在先秦时期已开始分衍出其它姓氏，如衣氏，因为齐,燕国等人读“殷”如“衣”，遂单独成为衣氏.(还有分衍汤,商,王,汤,戴,宋等姓) 殷姓也是向国外和海外移民最早的姓氏。帝辛受德的叔父箕子在亡国后率部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另据国内外史学家、民俗学家和遗传学家研究的结果，美洲印地安人的一部是由亚洲移民过去的，商灭亡之后，其征伐人方的部队神秘消失，据推测是由其统帅攸侯喜率领远渡重洋（一说由封冻的白岭海峡）到达了美洲大陆(另外有支商族后裔在现今北美洲建立起奥尔梅伯文明)。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是殷氏比较集中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殷氏的主要聚居地仍在今河南境内(部分在它处)。周惠王17年（前660）(那时期周已是名存实亡了诸侯都纷纷称王称霸所以称为春秋战国)，长狄族进攻卫国，杀卫懿公。宋桓公帮助卫国重新立国，为卫国筑楚丘城（河南滑县），在卫的商人随卫君迁居楚丘。卫国在各国的帮助下重新振兴，迁都于帝丘（河南濮阳西南），商人亦随卫王族迁居濮阳帝丘。秦昭王五十三年（前254）魏安僖王灭卫国，至此卫国沦为魏国的附庸国，被降为卫君。秦昭王五十五年，卫怀君朝魏，魏安僖王囚卫怀君杀之，改立其弟卫元君。秦王政六年（前241），秦军攻取魏国朝歌及卫国濮阳，置东郡，以濮阳为东郡治所，迁卫君角及卫王族于太行山下野王（河南沁阳）安置，为秦国附庸，殷氏亦随卫王族迁至野王定居。秦统一六国之后，曾将天下著姓大族迁往关中地区，而且徭役、戍边、出仕的范围广泛，殷氏此时由中原迁往他处，如江南有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假守殷通。秦末时，殷姓仍大多居于河南野王（今河南必阳）、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入汉以后，野王人北地太守殷续以功封于汝南，后移居陈郡长平（河南西华），其后裔衣领相继，成为长平最大的门阀贵族。近年考古发掘中陕西、河南等地出土了有“殷氏冢当”字样的汉代瓦当，可见当时这些地方有较大殷氏家族。另外以博士殷崇为代表的琅琊（今山东临沂）殷氏、殷嘉为代表的东海（今山东郯城县北）殷氏，殷谟为代表的雁门（今山西省河曲北）殷氏，殷肃为代表的弘农（今河南内乡以西、陕西柞水以东）殷氏，殷周为代表的左冯翊（今陕西大荔县）殷氏等支脉都有较大影响。汉代殷姓已播迁到了今江苏.浙江.山东.山西.湖北.广东.陕西.四川.等地。汉桓帝时期河南长平殷姓迁于曲阿（今江苏句容），成为东吴世家门阀，在三国时期名人辈出。三国时有魏郡人殷登、蜀郡人殷参，吴人殷政等，殷姓人此时已南迁至今江苏、四川等地。东晋时期，陈郡长平迁到丹阳的殷姓成为江南望族。陈郡长平殷氏以汉北地太守殷续为祖，西汉初由河内野王迁陈郡长平。殷续(殷侯)之后直到西晋荥阳令殷褒之前，陈郡长平殷姓世系无法考证，因此殷褒是魏晋以后记载于正史的陈郡长平殷氏的第一位历史名人。东晋时殷褒之孙殷敞等与当时司马氏政权渡江移居江南。其后在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长平殷氏迅速崛起，涌现了豫章太守殷羡、建武将军殷浩、东阳太守殷仲文、荆州刺史殷仲堪、尚书仆射殷景仁(殷侯)、兖州刺史殷孝祖、豫州刺史殷琰、东宫大学士小说家殷芸、著作家东宫大学士殷钧、光禄大夫殷不害、尚书左丞殷不佞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这一时期被正史立传的陈郡长平殷姓人士多达十几人。殷敞迁居江南以后，一开始居于丹阳（今江苏南京）。后来殷浩一支移居东阳信安（今浙江衢州），成为东阳殷姓之祖；殷浩(殷侯)的侄子殷仲堪(殷侯)任荆州（今属湖北）刺史时，其子弟随任迁居荆州。另外当时润州（今江苏镇江）、歙州（今安徽休宁）、豫章（今江西南昌）殷氏也是由陈郡长平迁去。北齐乾元元年（560），北方的殷姓因避北齐废帝高殷名讳，被迫改为汤姓。隋唐五代时期，门阀制度在政治上虽有所减弱，但门第观念仍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陈郡长平的殷姓历史名人中，大部分已迁出原籍几百年，在其它地方生活了十几代，但都坚称自己为陈郡长平人，以示不忘本。殷不害是殷褒的第十世孙，从殷褒之孙敞移居江左算起到陈朝灭亡，已经有270多年（陈亡于589年，殷不害逝世于这年迁居长安的途中），殷不害长子僧首陈末随父及庾信等出使北齐被扣为人质，定居于长安，后移居雍州（今陕西凤翔县），殷不害孙殷开山(勋国公)为唐朝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直到唐末殷开山的后代子孙们，都以陈郡长平为籍。另外再如武周时著名书画家、申州刺史殷仲容(殷侯)，唐时大学问家、被贺知章称为“五总龟”的殷践猷，中唐曲阿（今江苏丹阳）人殷侑，同州（今苏州嘉兴）人诗人殷尧藩，唐末五代名士殷文圭及其子殷崇义（入宋改姓汤、名悦）等，也都坚持称籍为陈郡长平。按实际居住区域，隋唐时期殷姓分布更广，播迁范围西北至今陕西、山西、甘肃、宁夏，西南至今四川、云贵、广西，南至今湖北、湖南、广东，东南至今江西、福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宋代，因避宣祖（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名弘殷）讳，建隆元年（960）殷姓改为汤姓、商姓、戴姓等。例如陈州西华（今属河南）人汤悦，本姓殷，名崇义，是唐末文士殷文圭的儿子，曾任南唐宰相，入宋后先改名商崇义，后因名字里“义”字又犯太宗赵光义讳，于是将姓与名全改而为汤悦，是秋浦（今安徽贵池）汤氏之祖。宋代殷姓避讳改姓对殷姓一族影响很大，改为他姓的应不在少数，但普通百姓、特别是边远地区百姓中仍有未改姓的。宋南渡以后，北方殷姓有的开始恢复本姓，如宋末义士华亭人殷澄仍保留本姓。宋亡后，其它地区的殷氏有一部分也恢复了本姓。宋元交替之际，随着金兵和蒙古兵南下，中原一带兵连祸结，殷姓与其它姓氏一样四处逃难，分布更加广泛。如江苏常州殷氏等即是于宋元之际迁来的。元朝末年，因战乱，中原一带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的现象，人口稀少，农田荒芜。所以到明初，殷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又返迁中原地区。明初以后，各地殷氏宗族开始呈恢复壮大趋势，南、北方都出现了较大的殷氏宗族。明初浙江嘉兴殷近仁、殷厚善兄弟以博学孝悌闻名于时；萧山殷旦任监察御史期间，不避权贵，留下了“殷旦入朝，百官失色”的佳话；常州府无锡（今属江苏）人殷序，是有名的能吏；广西临桂（今广西临桂县）殷从俭，曾任岭东兵备，是当时抗击倭寇的一员主将；应天府潭阳（今属江苏）人殷迈，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事，是一位名士。北方则有以户部尚书殷谦为代表的顺天府涿州（今属河北）殷氏、南京工科给事中殷云霁为代表的山东寿张.殷氏、总兵殷尚质为代表的天津卫殷氏、两广提督殷正茂为代表的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殷氏等等。除大陆外，明代殷姓进入今海南省，其支脉初祖殷谱连入琼落户于今万宁县窝仔村。经明清两代迁徙，殷姓人士遍布全国各地。清代以后殷姓陆续又有渡海赴台及扬帆南洋的。近代以来，随着留学、经商、对外交流的增加，世界各国华侨华人中殷姓人士也越来越多，殷姓子孙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当代的殷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0.16％，约210多万人，列第103位左右，以山东、云南、四川、河北、陕西等最多。当代殷姓中也不乏名人，如云南陆良县人、护国军陆军上将殷承谳曾任蔡锷参谋长，反袁护法中战功彪炳；江苏人殷明珠，演《海誓》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影星；河北安国人殷希彭，赴日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参加八路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苍南人、台商殷之浩是亚洲巨富，上世纪九十年代选任世界营造业联合会会长和不动产总会会长；其女殷琪承父业，是世界巾帼二十巨富之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社会的深入发展，殷氏寻根的意识更加浓厚，河南作为殷氏得姓源地和祖先聚居地，已成为殷姓人士心目中的根脉所在。[除河南外古华夏区(诸夏)与东夷地区都是殷氏的寻根之处] .　　　　　　　　　　　　　　　　　　　　　　　　　　　　　　　　　　　　　　　　　　　 正说故都贤圣.殷受德—－ 商·帝辛 更新时间：2007-1-29 9:33:11 原出处：原创 作者：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 宋英泽 阅读：104次 在河南省淇县摘星台公园内，立有一通“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石碑，从题记与落款可以看出，此碑刻于清朝顺治元年，由时任县令、县丞、典史和明朝监察御史孙徵兰等官民同立。碑文中的“六七贤圣君”，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据《淇县志》记载，此碑原立于淇县朝歌镇南关的关帝庙一侧。 淇县因临淇河而得此名。古称沬乡、沬邑、朝歌、雅歌、临淇、卫州、淇州等，先后作殷商帝都和卫国都城500余年，历史悠久。公元前1250年，商君武丁始迁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继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沬邑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公元前1046年左右，西周王朝分商畿为邶、鄘、卫三国，设卫国于朝歌；公元前660年，戎狄破卫，改朝歌为邑；西汉置朝歌县；王莽改朝歌为雅歌；三国设朝歌郡；东魏改称临淇县；隋朝置卫县；唐初将卫县升为卫州；公元703年又复置临淇县；宋熙宁六年至宋元祐年间（1073年—1094年），几经升降复县；（后）至元二年（1336年），改临淇县为淇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降为淇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淇县划归平原省安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54年并入河南省汤陰县，改称朝歌镇；1962年与汤陰县分治，恢复为淇县；1986年划归鹤壁市。淇县现辖1区3镇4乡，175个行政村，总面积567.平方公里，人口25.8万。1980年地名普查确认名胜古迹83处，历史地名17处，现有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1处、仰韶文化遗址9处、龙山文化遗址25处、殷商文化遗址22处、卫国文化遗址13处，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清朝顺治元年，政局不稳，蔡霍负命淇县任职，初来乍到，他便串行乡里，体察民情，并以拜访明代遗老孙徵兰为由，探求从政之道。孙徵兰为弘扬家乡文化，建议他打出淇县原为殷商帝都的金字招牌，这样既可安抚民心，为辉煌的淇县历史增光，还能为官一任，留名百世。于是蔡霍又请孙徵兰撰文书丹，在通往京城的驿道旁刻立了“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这通石碑。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写：“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但此“贤圣之君”中，史料证明只有武丁始迁沬邑为都。而以沬邑、朝歌为都者，也只有武丁、武乙、帝乙和帝辛四位帝王。孙徵兰为什么要用“六七贤圣君”这个概数来赞誉自武丁之后的殷(商)朝贤圣君，并给后人留下思索和争辩的空间？如何寻觅或认识另“二三贤圣君”呢？辞源所谓“贤”者，是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圣”者，既是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又是臣民对帝王君主的尊称；“君”者，则是指古代国家的帝王或地位高的人。孙徵兰喜诗擅书，他除了题写“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碑文，还在淇县城西北20余公里处的灵山绝壁上题写有摩崖石刻诗一首，诗曰：“山卓碧云插汉，泉滃绿玉飞花；三仁六七贤圣，灵杰千古同嘉。”明确地指出了被称为“殷（商）之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不在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之列；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也非孟子所说的“六七作”这一量词。所以，殷商自武丁至帝辛，除了“商之三仁”外，还有“六七贤圣君。”而这“六七贤圣君”，很可能就是居沬邑或朝歌为都的“四帝三君。”“三君”则应是德才俱佳、智慧高超、地位显赫的商君武丁的帝后妇好 、宰相傅说 和殷商三朝元老、丞相商容 。因为孙徵兰是淇县朝歌镇南阳村人，他非常知悉当地百姓对帝辛受德的赞颂，但他又是朝廷命官，更加清楚朝中的事实，虽然性格豁达豪放，不苟同世俗，敢为蔡霍策划谋政之道，并出此义举，但毕竟是年老隐退，成了“睡仙。”面对尚有争议的帝辛，要把他列入贤圣君内，岂能秉笔直书。显然，这与许仲琳编撰的《封神演义》不无影响 。孙徵兰巧用“六七贤圣君”作句一语双关的代词，算上帝辛即是六，不算帝辛就是七，来了个“隐姓埋名”和“不是也是”，任你说六我言七。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帝辛或受辛帝,受王(名受德或受)自 失 国 以后，被姬发之后和一些诽章者（上奏章诽谤的人——主 持 人）改称商纣王,并说三道四，恶语中伤。但朝歌城中的老百姓 在 世世代代 流传 的故事中，不乏对帝辛曾经有过的 英 姿 和 功 绩 的称 颂。正如 伟 大 的 浪 漫 主 义 者雨果 描述悲情英雄拿破仑那样 ：“失 败 反 而 把 失 败 者变得更 崇 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 伟 大。”帝辛受德 传 播 中原 文 化，弘扬 华 夏 文 明，发 展 商代经济，开 拓东南 疆 土，统 一 中国的 功 绩 在唐朝时 广 受 颂 扬。为了纪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岭建造殿宇四座，史称鹿台寺，供人们朝拜进香。该寺每逢朝陽初升，岚雾缭绕，满天红云，就象帝辛登鹿台 自 焚 时 的熊熊火光，照彻天空，成为人们游览观赏的一处美景。“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的刻立，成为清朝顺治年间的一大壮举，当地百姓无不欢悦。如今，为保护殷都朝歌之物证，淇县有关部门将此碑移立到了摘星台公园内。朝歌是故都、是陪都的争论，似乎随着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而嘎然止声，但人们仍寄希望于历史遗留在地下的文物能有新的发掘与发现，因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历史总是会有新的发现。 早自春秋以来，不少君臣将相、帝王伟人、专家学者就不断为受辛鸣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说：“纣(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帝辛到底怎样坏，其实不是象传说的那样历害，与其他君王相比，只要他有错，天下的恶事恐怕就都归他了。”宋朝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史记》谓帝辛“重刑辟、有炮格（同”炮烙”）之法。”以及“脯鄂侯尸、剖比干心”等。之后，世人凭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对帝辛的偏见流传离奇，称受德为暴君，似是杀人恶魔。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奏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 多二十五篇，又为暴君说增添所谓西周时代的文献依据。然而，理学家朱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诗序，多有新解。对梅赜献奏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宋·吴棫也疑系伪作。明·学者梅鷟分析《尚书》的内容、篇数、传授情况、文体来源，撰有《尚书考异》，指出它是伪作。清·学者阎若璩依梅鷟的论证，也列出了一百多条论据，佐证《尚书》作伪的事实。清·丁晏著《尚书余论》，考证出于魏·王肃之手。司马迁也说：“尚书残缺，空隙的地方很多（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而对司马迁的“炮格”说，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指出：“炮烙酷刑是夏(姒)履癸发明的 ，已登记有案，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叫受德再发明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杀咸阳诸生460余人，也可能坑杀有儒家学者，史称“焚书坑儒。”以致在此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儒家学派当权期间，字典上很多能形容恶劣的字句，都被象炭火一样堆到了秦始皇的头上，让后人视秦始皇为暴君。不知道司马迁因涉李陵之案而交不起换命赎金，仍遭刘彻腐刑的事 ，是否连他自己也忘了；还有项羽把蔡生投到巨锅中煮死的刑罚，这些难道还不及帝辛和秦始皇暴虐？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就写出了他的答案：“对作奸犯科的人，钻窥法令缝隙的人，你用道德礼俗是感化不了他们的，是毫无效果的，只有用严刑重罚，才能制服他们。” 历史上，商王朝处于信史形成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初形。”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研究证实，殷商时期的文字记载除了祭祀中的卜辞记事，在春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几乎空白，难以澄清。主要原因是时代的久远文献不足,还待以后考古发现.(文献并不足或说是周人烧毁前人的典籍.后来的王朝都有过毁坏前朝的事物.比如秦王朝就有过焚书坑儒)不过，西周王朝及以后的著史者还是在史实中透出了一些可以做别样解释的祥光。《史记》记述：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亦有史料说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深得父君帝乙之爱，虽非长子，却立嗣继承君位。帝辛即位后，励精图治，宏振商邦，为民造福，增光先帝。他鼎新革故，废除杀戮奴隶旧制，把奴隶变成生产力，让奴隶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使用奴隶参加国家公务”（吕振羽《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第95页）。他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实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开始使用耕牛，推广耕耘播种，雍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农业耕作技术，使殷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使商王朝再度复现中兴盛世，人民生活安定，四海诸侯宾服，深受百姓爱戴。试想，如果受德胸无大志，不问国事，他能成就殷商这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商人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孟子认为帝受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 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受辛在朝歌营造了三道城垣，其中皇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150米、高约10米、顶宽13米。外环宽20米、深5米的城池。二道城垣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三道城垣从南门（常屯）到北门（淇水关）的距离达22·5公里，体现了当时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国家发展需要和国家建设怎能成为大造宫殿之说呢？ 为了制服东南夷的搔扰，帝辛一改先君帝乙的征伐办法，注重用兵策略(还用过象队)。当时，东夷是比较强大的部落，常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扰掳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等虽然多次讨伐，均未彻底制服。受辛则以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到黎地（今山东省郓城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向东夷展示其攻防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受辛还是一个开拓者，为了扩展疆土，统一天下，他亲自率兵征东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积不断扩大，并将中原文化传至江淮、浙赣、川陕、山西、湖北、江西、四川、甘肃、内蒙等。淇县的民谚说：“帝辛(受帝)的江山，铁桶一般。”如果受辛真的只是一个“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害忠良”的暴君，他能稳坐殷商江山数十年吗？文王如不假修仁德，武王如不收买姜尚(吕尚,字子牙) ，受王那铁桶一般的江山岂能轻易被偷袭攻破？仅仅是众俘倒戈，没有殊死搏斗的牧野之战，怎能会血流漂杵？孟子对此曾说：“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流杵也？”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若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他现在侵占商的土地，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几十斤重的兵器木杵都漂浮了起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毛主席评价受德说：“帝辛那个时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帝辛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见《毛主席读书笔记解析》第1157页）。”而对于姜尚(别姓吕,名尚字子牙)这个人，毛主席也有一种别样的注解。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为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国姥送行。毛主席指出：“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主席引用的这个典故，就源自商朝的姜尚(吕尚,子牙)。姜尚叛逃商朝后，直奔西伯姬昌 ，但又怕主动投靠身份不高，于是心生一计，住在西伯姬昌经常出没的渭水之滨，用一杆无饵的直钩在三尺水面上垂钓，口中念叨着：“负命者上来。”后来姜尚果然被姬昌重用，成为“幽谋(奸谋暗处诡谋)修德，以倾商攻”，积极辅佐姬发翦商的羽翼。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说：“帝辛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伐东南（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郭沫若先生亦有诗曰（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篇》四·豫秦晋纪游）： 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 百克东夷身自损，千秋公案与谁论？ 此当尚在帝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帝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躯。周王克商实侥幸，万恶朝宗归受身。 中原文化商始创，商人鹊巢周鸠居。 帝辛之功迈周发，帝辛之罪有莫须。 受德之名当恢复，帝辛之冤当解除。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 但如溯流挥其源，实由殷受开其初。 固当厚古而薄今，亦莫反白以为污。 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斥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 谁如有功于民族，翻开公案莫蜘躇。 随着当今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深化，对帝辛的正确评价已经成为史学界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了，古今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甚至帝王君臣、圣贤伟人对受辛功大于过的评价，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从商人当时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当时散处在黄河上游各民族还有先来到中原的可能。”历史研究资料表明，中原地区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百家姓中有61个主要姓氏是从商代起在朝歌地区产生的，其中单姓52个、复姓9个，这说明中原地区的人多是从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来的。因此，作为燧人氏、太昊、轩辕子孙、华夏儿女、殷商后人，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以使洁者不污，明者不晦。 中原地区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流传有很多世代传承的神话故事，人类口头语言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的神话系统中占有十大神话 。遗憾的是诸如《封神演义》这类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神话，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为地固化成了神话本身，演义成了索然无味的说教。虽然这种神话不用作任何考证就可以确定它的虚构是一目了然的，是鲁迅先生一针见血陈指“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从中华民族有始祖起古文化可考者，自商始(或至五帝夏朝始因没有发现夏的文字或太少了)。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认为 ：“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化便是殷商文化，这些文化都发源于中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等知名专家学者，对殷商文化予以高度平价，他们说：“殷商文化是充满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商时期有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有高效的政治组织，有规模化的军事组织，有熟练的青铜铸造技术，有精湛的雕玉工艺，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这种文化表现出殷商时期富蔗的物质生活，表现出高度成熟的民族艺术以及明确的社会组织，对后世起着巨大影响。因此，利用考古发掘的文物实证和史料相结合，对史前史、半信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史，特别是殷商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三千多年来，青铜生满绿锈，黄土掩埋甲骨，殷商历史研究难道无法取得积极进展么？商文化也难以寻觅踪迹了么？科学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考古科学，将能尽快地为我们找到答案。愿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不再以空口无凭的“无稽之谈”，继续借用“相传”二字，推掉你研究历史的重任。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是有后辙的，只要经过努力，总是可以找到履迹的，而这条履迹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2001年出版发行的《新华词典》对“纣王,帝辛”(受辛帝,受王,)这一条目的注释是：“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无疑是当今史学家在典籍类图书中对受德公正评价的一个开端。 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宝库中，殷商王朝创造的文明载体—甲骨文和金文,铭文铭记了这个朝代的功业(竹简容易腐烂不好保存或现存极少了，孔子曰:”唯殷之先人有册有典.”这个说明商朝早有竹简了),尽管这有可能只是周人选择保留的，但其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文明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唤起我们思忆那个时代。研究历史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发现尘埃封掩的历史真相，而在于总结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种启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识或观点，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从学术角度来说，谁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但这必竟是一种认识或观点。 注：商朝末代天子号帝辛或受辛，受王名受或受德。是个文武双全的帝王！！根据考古资料的确是个好君王大帝！！反对无效90%可信！！帝辛之恶假与夏桀，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刘宋王朝的刘义隆，刘子业。刘彧等。不多讲反正都是乱伦的暴君昏君！见<<资治通鉴>>帝辛是位失败的英雄他虽失败但英气永寸！我们相信好的是说不坏的！时间会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考古是唯一出路还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学生子贡等都说帝辛之恶是周人虚伪造出的,是为了出师有名.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话说中国之创世在东方〉》，《〈中国帝王之谜〉》。毛主席和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也说过受德是个能文能武的帝王！！桀纣的纣字是恶谥不是他的本名本号！！助桀为虐！助幽为虐！助厉为虐！都是真实的！就该这么写！助炀为虐！秦朝坑杀赵国20万人算暴虐吗?项羽坑杀秦兵30万算不算暴虐? 予认为看事物不能只看清它的一面还要看清它的另一面，不要偏激,要做到适中．客观知晓一切得以明理。　 正说商帝辛(号帝辛,受辛,名受德,受)有些人就是不负责人啊好象你们亲眼见到似的商帝辛殷受德真是太冤枉了还要被驾崩三千多年了还要被汝等黄毛贱人侮辱诽谤真是太不像话了!一代文治武功英明的天子最后是个失败的英雄啊早在春秋时期的子贡就说过帝辛受是个好的君主是被后人将夏桀的罪孽附会到他的身上的(好多学者都说过都研究过).炮烙是夏桀发明的.已经登记在案了怎么又要叫帝辛在发明一次啊真是乱讲不负责人!肉山酒海.琼室.瑶台原来是指夏桀的后来被用在了帝辛的身上了真是不公平啊!那是桀受不分啊!还有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隋炀帝杀父淫父妃),就连唐朝的李世民也杀兄弟逼迫自己的父亲让位.连自己的嫂子都给奸了那不也算昏君吗?刘宋王朝的刘义隆,刘子叶,刘彧都最最乱伦的暴君真是荒淫暴虐到了极点了!臣弑杀君,子杀父,有的连自己的血亲都要搞的真是荒淫至极!夏桀,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都没这么昏暗!!!更别说商帝辛受德了,所以我们要实事求事的说帝辛是个有贡献的帝王.他开拓中国的东南方使得中原先进的文明传播到了南方这个是历史一大功绩啊!我们可要客观点啊要替帝辛翻案就要这么说!帝辛就算不好也非后世所说的昏君暴君.客观知晓一切得以明理.混沌初开至天象地法,循序幽明之占乾火暑明男阳势,坤水寒暗女幽私.乾之成男,坤之成女.中国人之心性理论,无非古人所塑造.欲要进步改良,亦须从古人心性理论,考其源流,纠其病态,始成修正之方. / 图腾与中国人东渡－－　　 考研正史凤凰凤为雄凰为雌龙是中原融合各族图腾后的产物．风鸟．凤鸟是太昊伏羲氏的图腾商人是元鸟或玄鸟为图腾都是古代东方民族在日崇拜后衍生的鸟图腾崇拜．当时有过夏商人类东渡但不知去向．很可能是去了朝鲜日本或是北美等地据说朝鲜与韩国的的始祖就是商朝的箕子．商末年箕子耻与臣周就带了五千人奔走了属于当时东夷集团的高句丽建立起了箕子王朝与周人分庭抗礼．那么以前的都不是不可能的哦．周族有氐蛮人的血统应是与氐羌混血原因．周族就象后来的满清入主中原一样唯有夏商两朝是真正的中国正统还有秦朝汉朝晋朝唐朝宋朝明朝…/ 反对抑制—-抑制太狠毒了什么都要极端化暗幽明阳.乾火暑明男阳势,坤水寒暗女幽私.真意!中国的历史文字有过断代或说有过人为的破坏!天下有姓阴(隂)的没人会往自己脸上摸黑这个说明在他们姓这个字的时候是没坏意思的!幽明就是暗幽明阳.幽阳定理.就是要用幽与陽对立.乾与坤对立.暗与明对立.奸与善对立.奸谋与英谋对立或.奸险与明显对立.幽谋与陽谋对立.暗招与明招对立.幽招与陽招对立.正确的字词应该是:”幽天,幽雨,幽间,幽界,幽曹,幽部,乾男,坤女.幽茎.幽道.性道.雄茎.雌道.阳茎.幽穴.乾根,坤道.等”…都是有幽,暗,奸,诡,诈,损等与陽,明,善,诚,英,善等字变成对立的文字那也算合理!文字本身是没有好坏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的好的变坏了坏的却变好了真是中国的坏病态!好的我不姓隂.日月之合为明.月光就是日光在晚上的出现!反对无效这个是字的根源!要不照你们这么说乡明的不就成了怪人了吗?人们的那些词语怎么都不公平啊!都一个劲的往阴上钻要是你姓这个估计呀不好受吧!再说一遍!混沌初开至天象地法,循序幽明之占乾火暑明男阳势,坤水寒暗女幽私.乾之成男坤,坤之成女.中国人之心性理论,无非古人所塑造.欲要进步改良,亦须从古人心性理论,考其源流,纠其病态,方成救世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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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真格的，写了一大堆，都看晕了:pig4: :pig4: :pi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