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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贵无”思想探析
[font=新細明體]王弼的“贵无”思想探析[/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新細明體]自中國老子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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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Times New Roman]http://www.chinalaozi.cn/xinwen_Show.asp?ArticleID=2467[/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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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王弼[/font]
[font=新細明體] 漢魏之際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轉型期。東漢末年，兩漢經學已經變得煩瑣；而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也由於政治上的壓力，也不能暢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間，談玄說遠回避現實的玄學思潮自然漸漸興起。[/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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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玄學的中心問題是有與無的問題，魏晉玄學的演變，從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有、無含義及其二者間關係的演變。雖然玄學各派對名教與自然的理解不盡相同，但基本的傾向都是把“名教”指向社會倫理原則，如社會等級名分、道德規範、禮法教化等，也就是“有”；而把“自然”指向了與名教相對的天地萬物的本真狀態和人類的自然本性，也就是“無”。前者以恪守綱常禮法為其倫理原則，而後者則把老莊的無為逍遙自然作為自己的價值依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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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王弼的“以無為本”的思想一般稱之為“貴無論”。王弼把有形有名的具體事物稱為“有”，把無形無名的抽象本體稱為“無”；在社會政治領域，禮儀制度、仁義原則，是有，而禮儀制度、仁義原則背後的人心（特別指聖人和賢者的心），是無。《晉書·王衍傳》稱：“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弼的思想主要是通過注釋《老子》、《周易》表達的，其中最集中的是兩篇短文《周易略例》、《老子指略》，同時也閃現在《周易注》、《老子注》中。[/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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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貴無”是從“無”對萬物和有的決定性作用中所產生出的“無”崇尚。王弼以無為本的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老莊”。他以老子“有生於無”的思想作為自己思辨的起點，極力發揮改造《老子》。把宇宙的本根從老子的“道”，改造成了“無”。他認為“無”就是老子所謂的“道”。在《論語·釋疑》中，他指出：“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可見“無”不是空無，與它相對的概念不是“有”，也不是萬有之外的另一種存在，而是指超言絕象，不能在現象界找到，不受具體時空有限性限制的本體之道。也就是說，與老子的“無”不同，王弼的“無”不是作為“有”之“沒有”的形而下的“無”，而是超越於“有”並與“道”同位的形而上的“無”。他的“無”可以稱之為“宇宙統一體”。王弼從本末體用的角度說明有和無的關係：“無”是本，是規律，可以統一天地萬物；“有”是末，是現象，是有局限的。要把握住“有”，要將“有”做得好，必須首先把握住“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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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王弼的“無”形而上學既是“宇宙生成論”也是“本體論”。他一方面把“無”作為“有”的生成者，認為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無”是生物之本、天地萬物之母。另一方面，又把“無”作為“有”的存在根據，天地萬物形成之後，“無”並沒有和有名有形的天地萬物分開，而是作為本體仍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是天地萬物之體、之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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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王弼認為“以無為本”在動、靜關係上就是以靜為本，以動為末。王弼在《周易注》複卦注曰：“複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之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天地之心，即天地本體。天下萬物，運化變化，皆依天地之心而得其存在，依本體而各正性命。本體是寂然靜定的，萬象則是變動不居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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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在認識論上，王弼主張以動變之“有”證靜常之“無”。強調以動求靜，在運動中把握本體，他認為：“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即從“形”和“有”出發逆向追溯，在所複歸到根源處的“無”和“道”中來“成全”“有”和“形”。王弼認為“聖人體無”，即聖人不僅可以認識事物的本體，而且可以認識治世之道。聖人的治世之道是“體無”的結果，故不偏不執、自然無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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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基於“體無”的認識論，王弼提出了“以靜制動”、“以靜治國”、“無為而治”、“崇本息末”的政治主張。所謂“崇本”亦即貴無。在漢魏之際那樣一個“禮壞樂崩”的社會裏，統治者所宣導的名教，已經越來越流於形式而成為束縛人的工具，他們所謂的仁義也只剩仁義之名而無仁義之實了。王弼在《老子注》中說：“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他認為“以動治國”的“人治”理論，都是“棄母用子”、“捨本逐末”的，易造成混亂；而君主自處“無名”、“無形”地位，實行“無為而治”，卻正可以達到“崇本以舉其末”。王弼在《老子注》中還說：“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強調因自然而立名教，以自然無為的態度行有為之治，因為名教倫理原則根源于人的淳樸的天性。這樣，在名教與自然的衝突中，他也就為儒家倫理原則找到了一個基礎：即道家的自然原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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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 在“天下多故”的魏晉時期，社會名教原則失去了效力，它不能起到整合、調節個人行為的作用，反而嚴重束縛壓抑了個人自由，尤其是當政治陰謀家利用名教來壓制個人言行時，它就成為純粹的政治工具，與其原來作用大相徑庭。王弼“以無為本”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揭示了“無”是社會政治生活的支配力量和決定因素，人類社會的一切事功業績皆靠“無”得以完成，一切個人皆以“無”得以安身立命。同時，在宇宙觀方面，王弼深化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想，從宇宙萬物生成論過渡到宇宙萬物本體論。另外，王弼以無為本的哲學命題，還接觸到一般和個別、抽象和具體、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問題，對後世宋明理學影響很大，對佛教中國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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